臣光曰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臣司马光曰：我知道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什么是礼教？就是法纪。什么是区分地位？就是君臣有别。什么是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臣司马光曰：智瑶的灭亡，在于才胜过德。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而论之曰贤明，于是就看错了人。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云梦地方的竹子，天下都称为刚劲，然而如果不矫正其曲，不配上羽毛，就不能作为利箭穿透坚物。棠地方出产的铜材，天下都称为精利，然而如果不经熔烧铸造，不锻打出锋，就不能作为兵器击穿硬甲。所以，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挑选人才的方法，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而委任，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原因何在？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把它用到善事上；而小人持有才干用来作恶。持有才干作善事，能处处行善；而凭借才干作恶，就无恶不作了。愚人尽管想作恶，因为智慧不济，气力不胜任，好像小狗扑人，人还能制服它。而小人既有足够的阴谋诡计来发挥邪恶，又有足够的力量来逞凶施暴，就如恶虎生翼，他的危害难道不大吗！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宠信专任，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多了，又何止智瑶呢！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审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知道选择的先后，又何必担心失去人才呢！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臣司马光曰：信誉，是君主至高无上的法宝。国家靠人民来保卫，人民靠信誉来保护；不讲信誉无法使人民服从，没有人民便无法维持国家。所以古代成就王道者不欺骗天下，建立霸业者不欺骗四方邻国，善于治国者不欺骗人民，善于治家者不欺骗亲人。只有蠢人才反其道而行之，欺骗邻国，欺骗百姓，甚至欺骗兄弟、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一败涂地。靠欺骗所占的一点儿便宜救不了致命之伤，所得到的远远少于失去的，这岂不令人痛心！当年齐桓公不违背曹沫以胁迫手段订立的盟约，晋文公不贪图攻打原地而遵守信用，魏文侯不背弃与山野之人打猎的约会，秦孝公不收回对移动木杆之人的重赏，这四位君主的治国之道尚称不上完美，而公孙鞅可以说是过于刻薄了，但他们处于你攻我夺的战国乱世，天下尔虞我诈、斗智斗勇之时，尚且不敢忘记树立信誉以收服人民之心，又何况今日治理一统天下的当政者呢！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

臣司马光曰：孔、孟子的话，都是一个道理。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仁义是最大的利，不仁义的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孟子对魏惠王直接宣扬仁义，闭口不谈利，是因为谈话的对象不同的缘故。

臣光曰：君子之养士，以为民也。《易》曰：“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夫贤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顿纲振纪，其明足以烛微虑远，其强足以结仁固义；大则利天下，小则利一国。是以君子丰禄以富之，隆爵以尊之；养一人而及万人者，养贤之道也。今孟尝君之养士也，不恤智愚，不择臧否，盗其君之禄，以立私党，张虚誉，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乌足尚哉！《书》曰：“受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此之谓也。

臣司马光曰：贤德的君子收养士人，是为了百姓的利益。《易经》说：“崐圣人收养贤良人才，恩泽及于天下百姓。”士人中贤良的人，道德操守足以匡正风俗，才干足以整顿纲纪，见识足以高瞻远瞩、洞察一切，毅力足以团结仁人志士；用到大处可以有利于天下，用到小处可以有利于一国。所以贤德的君子用丰厚的俸禄来收养他们，用尊崇的地位来礼待他们。蓄养一个人就能使天下百姓都普被恩泽，这是养贤之道的真谛。然而孟尝君的养士，不分聪明愚笨，不论好人坏人，一概收留；他盗用国库的薪俸，结立自己的私党，沽名钓誉，对上欺瞒国君，对下盘剥百姓，真是一个奸雄，决不值得颂扬！《尚书》说：“商纣王是收留天下罪人的窝主、藏污纳垢的匪巢。”孟尝君也正是这种情况。

臣光曰：孟尝君可谓能用谏矣。苟其言之善也，虽怀诈谖之心，犹将用之，况尽忠无私以事其上乎！《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孟尝君有焉。

臣司马光曰：孟尝君可以算是能虚心接受意见的人了。只要提的意见对，即使是别有用心，他也予以采纳，更何况那些毫无私心的尽忠之言呢！《诗经》写道：“采集蔓菁，采集土瓜，根好根坏不要管它。”孟尝君是做到了这种兼容并包的雅度。

臣光曰：甚哉秦之无道也，杀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竞也，忍其父而婚其雠！乌呼，楚之君诚得其道，臣诚得其人，秦虽强，乌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论之曰：“夫道，善用之则百里之地可以独立，不善用之则楚六千里而为雠人役。”故人主不务得道而广有其势，是其所以危也。

臣司马光曰：秦国真是太不讲道理了，害死楚怀王又逼迫其子楚襄王；楚国也太不争气了，忍下杀父之仇而与敌人通婚！呜呼！楚国君王如果能坚持正确的治国之道，对臣下任用得人，秦国虽然强大，又怎能肆意欺凌它呢！荀况说得好：“治国之道，善于掌握则仅有百里方圆的地方也可以独立于天下，不善于掌握哪怕像楚国有六千里国土也只能被仇人所驱使。”所以君王不认真讲求治国之道，只一味制造声势，正是走向危亡的原因。

臣光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灾害；荐白起为将，南取鄢、郢，东属地于齐，使天下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强大者，穰侯之功也。虽其专恣骄贪足以贾祸，亦未至尽如范睢之言。若睢者，亦非能为秦忠谋，直欲得穰侯之处，故扼其吭而夺之耳。遂使秦王绝母子之义，失舅甥之恩。要之，睢真倾危之士哉！

[1]臣司马光曰：穰侯魏冉拥立秦昭王，为他除去隐患威胁；举荐白起为大将，向南攻取鄢、郢两城，向东开拓地界到齐国，使各国向秦国俯首称臣。秦国能够更加强大，都是穰侯的功劳。虽然他恣意专权、骄傲贪婪已足以惹祸上身，但也没有到范睢说的那种地步。而范睢这个人，也并不能忠心为秦国谋划，就是想得到穰侯的位置，所以才扼住他的喉咙，予以抢夺。于是，使秦王断绝了母子间的情义，失去了舅甥间的恩爱。总之，范睢真是个颠覆他人的能手！

臣光曰：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

臣司马光曰：我听说君子由亲近自己的亲人而至亲近别人的亲人，由热爱自己的国家而至热爱别人的国家，因此才能功勋卓著，名声美好，从而享有百福。如今韩非为秦国出谋献策，首先就是要以灭亡他的祖国来证实他的主张，犯下此类罪过，本来就是死有余辜的，哪里还值得怜悯啊！

臣光曰：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不祀忽诸，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

臣司马光曰：燕太子丹不能忍受一时的激忿而去冒犯如狼似虎的秦国，虑崐事轻率，谋划浅薄，以致挑起怨恨，加速了灭亡之祸，使供奉燕国始祖召公的宗庙祭祀忽然中断，罪过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而评论的人有的还把太子丹说成是德才兼备的人，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

臣光曰：从衡之说虽反覆百端，然大要合从者，六国之利也。昔先王建万国，亲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飨宴以相乐，会盟以相结者，无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国也。向使六国能以信义相亲，则秦虽强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晋者，齐、楚之藩蔽；齐、楚者，三晋之根柢；形势相资，表里相依。故以三晋而攻齐、楚，自绝其根柢也；以齐、楚而攻三晋，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盗，曰“盗将爱我而不攻”，岂不悖哉！

臣司马光曰：合纵、连横的学说虽然反复无常，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合纵符合六国的利益。从前，先王封立大量封国，亲近爱抚各国诸侯，使他们通过拜会、探访来增进相互交往，用酒宴招待他们以增进欢乐友好，实行会盟而增进团结联合，不为别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同心协力共保国家。假使当初六国能以信义相互亲善，那么秦国虽然强暴，六国又怎么能被它所灭亡掉呢！韩、赵、魏三国是齐、楚两国的屏障，而齐、楚两国则是韩、赵、魏三国的基础，它们形势上相依托，表里间相依赖。所以韩、赵、魏三国进攻齐、楚，是自断根基；而齐、楚两国征伐韩、赵、魏三国，则是自撤屏障。可哪里有自己拆毁屏障以讨好盗贼，还说“盗贼将会爱惜我而不攻击我”的，这难道不是荒谬得很吗？

臣光曰：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于为人臣之义，虽无罪见诛，能守死不贰，斯亦足称也。

臣司马光曰：秦始皇正荼毒天下时，蒙恬甘受他的驱使，如此蒙恬的不仁义是可知的了。但是蒙恬明白为人臣子所应守的道义，虽然没有罪而被处死，仍能够宁死忠贞不渝，不生二心，故而这也是很值得称道的了。

臣光曰：高祖起丰、沛以来，罔罗豪桀，招亡纳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独以不忠受戮，何哉？夫进取之与守成，其势不同。当群雄角逐之际，民无定主；来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贵为天子，四海之内，无不为臣；苟不明礼义以示之，使为臣者，人怀贰心以徼大利，则国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断以大义，使天下晓然皆知为臣不忠者无所自容；而怀私结恩者，虽至于活己，犹以义不与也。戮一人而千万人惧，其虑事岂不深且远哉！子孙享有天禄四百馀年，宜矣！

臣司马光曰：汉高祖刘邦从丰、沛起事以来，网罗强横有势力的人，招纳逃亡反叛的人，也已经是相当多的了。待到登上帝位，唯独丁公因为不忠诚而遭受杀戮，这是为什么啊？是由于进取与守成，形势不同的缘故呀。当群雄并起争相取胜的时候，百姓没有确定的君主，谁来投奔就接受谁，本来就该如此。待到贵为天子，四海之内无不臣服时，如果不明确礼义以显示给人，致使身为臣子的人，人人怀有二心以图求取厚利，那么国家还能长治久安吗！因此汉高祖据大义作出决断，使天下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身为臣子却不忠诚的人没有自己可以藏身的地方，怀揣个人目的布施恩惠给人的人，尽管他甚至于救过自己的命，依照礼义仍不予宽容。似此杀一人而使千万人畏惧，考虑事情难道不是既深刻又远广吗！汉高帝的子孙享有上天赐予的禄位四百多年，应当的啊！

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独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阴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臣司马光曰：大凡有生就有死，犹如黑夜过后是白天一样的必然。自古至今，原本就没有超越自然而独立存在的事物。按张良的明辨是非通晓事理而论，他是完全知道神仙不过是些虚幻奇异的东西罢了。但他却要随同赤松子远游，他的聪明智慧是可以知道的了。功勋和名位之间，正是为人臣子的人所难于长久立足之处。即如高帝刘邦所称道的，不过只三个才能出众的人罢了。但是淮阴侯韩信被诛除，相国萧何被拘禁到狱中，这不就是由于功名已达到巅峰却还不止步的缘故吗！所以张良借与神仙交游相推脱，遗弃人间凡事，视功名如同身外之物，把荣誉利禄抛在脑后，所谓“明哲保身”者，张良即是个榜样。

臣光曰：张良为高帝谋臣，委以心腹，宜其知无不言；安有闻诸将谋反，必待高帝目见偶语，然后乃言之邪！盖以高帝初得天下，数用爱憎行诛赏，或时害至公，群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纳忠以变移帝意，使上无阿私之失，下无猜惧之谋，国家无虞，利及后世。若良者，可谓善谏矣。

臣司马光曰：张良作为高帝的谋臣，被当做为心腹亲信，应该是知无不言，哪有已听说诸侯将要谋反，却一定要等到高帝眼见有人成双成对地议论，然后才述说这件事的道理啊！这是由于高帝刚刚得到天下，屡次依据自己的爱憎来诛杀封赏，有时候就会有损于公平，群臣因此往往怀有抱怨和感到自己有危险的心理。所以张良借着这件事进送忠言，以改变转移高帝的心思，使在上者无偏袒私情的过失，在下者无猜疑恐惧的念头，国家无忧患，利益延及后世。像张良这样，可以说是善于劝谏的了。

臣光曰：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岂直几席之上、户庭之间得之而不乱哉！夫以高祖之明达，闻陆贾之言而称善，睹叔孙之仪而叹息；然所以不能肩于三代之王者，病于不学而已。当是之时，得大儒而佐之，与之以礼为天下，其功烈岂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孙生之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秕，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是以扬子讥之曰：“昔者鲁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孙通欲制君臣之仪，召先生于鲁，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则仲尼之开迹诸侯也非邪？’曰：‘仲尼开迹，将以自用也。如委已而从人，虽有规矩、准绳，焉得而用之！’”善乎扬子之言也！夫大儒者，恶肯毁其规矩、准绳以趋一时之功哉！

臣司马光曰：礼的功能太大了！把它用到个人身上，动与静就有了规范，所有的行为就会完备无缺；把它用到家事上，内与外就井然有别，九族之间就会和睦融洽；把它用到乡里，长幼之间就有了伦理，风俗教化就会美好清明；把它用到封国，君主与臣子就尊卑有序，政令统治就会成功稳定；把它用到天下，诸侯就归顺服从，法制纪律就会整肃严正。难道仅仅只是把它用在宴会仪式之上、门户庭院之间维持秩序的吗？！就高祖刘邦的明智通达说来，他可以聆听陆贾关于以文治巩固政权的进言而称赞极好，目睹叔孙通所定尊崇君主的礼仪而发声慨叹，但是他所以终究不能与夏、商、周三代圣明君王并列，就错在他不肯学习啊。在那个时候，如果能得到大儒来辅佐他，与大儒一道用礼制来治理天下，他的功勋业绩又怎么会在这一步便止住了呢！可惜啊，叔孙通的器度太小了！他只不过是窃取礼制中糠般微末无用的东西，借以依附时世、迎合风俗、求取宠幸罢了，这样便使先代君王所建立的礼制沦没而不振兴，以至于到了今天这个地步，难道不令人沉痛之极吗！因此扬雄对此指责说：“从前鲁地有大儒，史书中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有人问：‘为什么说他们是大儒呀？’回答道：‘叔孙通打算制定君臣的礼仪，便到鲁地去征召儒生，请不来的有两个，堪称大儒。’有人问道：‘既然如此，那么孔子应聘的足迹遍及诸侯国也是不对的了？’回答道：‘孔子周游列国，是为了要能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倘若放弃自己的立场来顺从迁就他人，那么即便是确定出了规矩、准绳，又怎么能够拿来应用呀！’”精彩啊，扬雄的评论！大儒，是不肯破坏自己原有的规矩、准绳去追求一时的功利的！

臣光曰：“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未闻其以宫室填服天下也。天下未定，当克已节用以趋民之急；而顾以宫室为先，岂可谓之知所务哉！昔禹卑宫室而桀为倾宫。创业垂统之君，躬行节俭以示子孙，其末流犹入于yínnn靡，况示之以侈乎！乃云“无令后世有以加”，岂不谬哉！至于孝武，卒以宫室罢敝天下，未必不由侯启之也！

臣司马光曰：圣明的君主以仁义为美丽，以道德为威，还不曾听说过有依靠宫室规模来镇服天下的。天下尚未安定，理当克制自己、节俭用度，前去解救百姓的危难，现却反倒以营建宫室为先任，这怎么可以说是明白自己所应有的职责啊！从前大禹住在简陋的宫室而夏桀仍修建奢华的倾宫。开创业绩把王位传给后代的君王，尽管身体力行于节俭为子孙作出表率，而他们的末流依旧还是沦落入骄奢淫逸之中，何况向后代子孙显示奢侈呢！萧何竟谈什么“不要让后世宫室的建筑规模超过它”，这难道不是荒谬吗！到了汉武帝时，终于因滥建宫室而致天下疲惫衰败，这种局面未必不是由侯萧开的头吧！

臣光曰：“建信侯谓冒顿残贼，不可以仁义说，而欲与为婚姻，何前后之相违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叙，唯仁义之人为能知之；柰何欲以此服冒顿哉！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且冒顿视其父如禽兽而猎之，奚有于妇翁！建信侯之术，固已疏矣；况鲁元已为赵后，又可夺乎！

臣司马光曰：建信侯刘敬说冒顿残暴，不能用仁义道德去说服他，而又想与其联姻，为什么前后这样矛盾呀！骨肉亲人的恩情，长幼尊卑的次第，只有仁义的人才能明白，怎么要以此来降服匈奴呢？先代帝王驾御夷狄民族的对策是：他们归服就用德来安抚，他们叛扰就用威来镇慑，从没听说过用联姻的办崐法。况且，冒顿把生身父亲视为禽兽而猎杀，对岳父会怎么样！刘敬的计策本已粗疏了，何况公主鲁元已经成了赵王王后，又怎么能夺回来呢！

臣光曰：高祖骄以失臣，贯高狠以亡君。使贯高谋逆者，高祖之过也；使张敖亡国者，贯高之罪也。

臣司马光曰：汉高祖因为骄横失去了臣下，贯高因为狠毒使他的主子失掉原有的封国。促使贯高谋反行逆的，是汉高祖的过失；致令张敖亡国的，是贯高的罪过。

臣光曰：世或以韩信首建大策，与高祖起汉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赵，胁燕，东击齐而有之，南灭楚垓下，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观其距蒯彻之说，迎高祖于陈，岂有反心哉！良由失职怏怏，遂陷悖逆。夫以卢绾里旧恩，犹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请；岂非高祖亦有负于信哉？臣以为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言负则有之；虽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复何恃哉！夫乘时以侥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是故太史公论之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臣司马光曰：世人有的认为，韩信为汉高祖首先奠定开业大计，与他一同在汉中起事，平定三秦后，又分兵向北，擒获魏国，夺取代国，扑灭赵国，胁迫燕国，再向东攻击占领齐国，复向南在垓下消灭楚国，汉朝之所以能得到天下，大致都归功于韩信。再看他拒绝蒯彻的建议，在陈地迎接高祖，哪里有反叛之心呢！实在是因为失去诸侯王的权位后怏怏不快，才陷于大逆不道。卢绾仅仅有高祖里巷旧邻的交情，就封为燕王，而韩信却以侯爵身分奉朝请；高祖难道不也有亏待韩信的地方吗？我认为：汉高祖用诈骗手段在陈地抓获韩信，说他亏待是有的；不过，韩信也有咎由自取之处。当初，汉王与楚王在荥阳相持，韩信灭了齐国，不来奏报汉王却自立为王；其后，汉王追击楚王到固陵，与韩信约定共同进攻楚王，而韩信按兵不动；当时，高祖本已有诛杀韩信的念头了，只是力量还做不到罢了。待到天下已经平定，韩信还有什么可倚仗的呢！抓住机会去谋取利益，是市井小人的志向；建立大功以报答恩德，是有志操崐学问的君子的胸怀。韩信用市井小人的志向为自己谋取利益，而要求他人用君子的胸怀回报，不是太难了吗！所以，太史公司马迁评论说：“假如让韩信学习君臣之道，谦虚礼让，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矜持自己的才能，情况大概就不同了！他对汉家的功勋，可以与周公、召公、太公吕尚等人相比，后代也就可以享有祭祀了！他不去这样做，反而在天下已定之时，图谋叛逆，被斩灭宗族，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臣光曰：为人子者，父母有过则谏；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安有守高祖之业，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残酷，遂弃国家而不恤，纵酒色以伤生！若孝惠者，可谓笃于小仁而未知大谊也。

臣司马光曰：做儿子的，见父母有过失就应该劝谏；劝谏不听，就应该跟着痛哭。哪有继承汉高祖的伟业，当天下的君主，因为不忍心于母亲的残酷，便抛弃国家不顾念，纵情酒色自伤身体的道理！像汉惠帝这样，可以说只是固执于小的仁爱，而不知道大义啊！

臣光曰：过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惟圣贤为能知而改之。古之圣王，患其有过而不自知也，故设诽谤之木，置敢谏之鼓；岂畏百姓之闻其过哉！是以仲虺美成汤曰：“改过不吝。”傅说戒高宗曰：“无耻过作非。”由是观之，则为人君者，固不以无过为贤，而以改过为美也。今叔孙通谏孝惠，乃云“人主无过举”，是教人君以文过遂非也，岂不缪哉！

臣司马光曰：错误，是人人都必定无法避免的；但只有圣贤能知而改正。古代圣明的君主，怕自己有错误不知道，所以设置批评君主的诽谤木和劝阻君主的敢谏鼓，哪里会怕百姓知道自己的过错呢！所以仲虺赞美商汤王说：“改正错误决不吝惜。”傅说劝诫商王武丁道：“不要因为怕别人耻笑便不改正过失。”由此而见，做君王的人，本来就不是以不犯错误为贤明，而是以改正错误为美德。这里叔孙通却劝谏汉惠帝说“天子没有错误的举动”，正是在教做君主的文过饰非，岂不太荒谬了吗！

臣光曰：李德裕以为：“汉文帝诛薄昭，断则明矣，于义则未安也。秦康送晋文，兴如存之感；况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断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虽素称长者，文帝不为置贤师傅而用之典兵；骄而犯上，至于杀汉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从而赦之，则与成、哀之世何异哉！魏文帝尝称汉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杀薄昭，曰：“舅后之家，但当养育以恩而不当假借以权，既触罪法，又不得不害。”讥文帝之始不防闲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则欲慰母心者，将慎之于始乎！

臣司马光曰：李德裕认为：“汉文帝杀薄昭，确实很果断，但却有损于义。当年秦康公送晋文公返国时，曾发出这样的感叹：见到舅父，似乎母亲仍然在世一样。何况当时文帝的母亲薄太后还健在，她只有这一个弟弟薄昭，文帝杀薄昭毫不留情，这不是孝顺母亲的做法。”我却认为，法律是天下共同遵守的准绳，只有善于运用法律的人，不分关系亲疏，无所回避，这样才能使所有的人都不敢依仗有人撑腰而触犯法律。薄昭虽然素来被称为长者，文帝不为他选择贤人做师傅去约束他，却任用他掌握兵权；他骄横犯上，以至于敢杀朝廷使者，不是依仗有人撑腰而如此大胆吗！假设文帝赦免了他，那与后来成帝、哀帝时朝纲废弛的局面又有什么不同呢！魏文帝曾称赞汉文帝的美德，但却不赞成他杀薄昭，说：“对舅父之家，皇帝应能让他们安享富贵，不应给他们干政的权力，既然违法犯罪，却又不得不按法律论处。”这是讽刺汉文帝不及早限制薄昭，才导致了以后的恶果，魏文帝的评论，是很正确的。由此看来，要想宽慰太后之心，还是从开始就谨慎地行事吧！

臣光曰：《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言治众而不用法，无不凶也。李广之将，使人人自便。以广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为法。何则？其继者难也；况与之并时而为将乎！夫小人之情，乐于安肆而昧于近祸，彼既以程不识为烦扰而乐于从广，且将仇其上而不服。然则简易之害，非徒广军以禁虏之仓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严终”，为将者，亦严而已矣。然则效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哉！

臣司马光曰：《易经》说：“军队一出动就要有严格的军幻，否则，不论胜败都是凶。”这是说统领大军而不用法纪来控驭，没有不凶的。李广统领军队，使人人自便。凭李广的奇才，这样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把他的方法引为楷模来效法。为什么呢？谁要继续沿用这一方法却很难，更何况与李广同时做将领的人呢！说到普通人的本来性情，都喜好安逸，而不知道接近祸害的危险，那些士兵们既然认为程不识治军严苛烦扰，而愿意跟随李广作战，势必将要仇视他们的长官而不服从指挥。这样说来，指挥军队简单便宜的危害，就不仅仅是李广的军队无法防御敌人突然袭击之一点了！所以说“军队的事情要始终严格”，统领军队，也就是严格而已。如果这样的话，仿效程不识用兵，即便是打不了胜仗，还可以保证不失败；如果学习李广的方法，很少能避免全军覆灭的结局啊！

臣光曰：武帝欲侯宠姬李氏，而使广利将兵伐宛，其意以为非有功不侯，不欲负高帝之约也。夫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焉。苟为不择贤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愈也。然则武帝有见于封国，无见于置将；谓之能守先帝之约，臣曰过矣。

臣司马光曰：汉武帝想封自己宠爱的姬妾李夫人的娘家为侯，所以派李广利率兵征伐大宛，他的意思是，没有为国立功就不能封侯，不想改变高祖皇帝的约定。但军务大事关系着国家的安危、民众的生死，如果不辨贤愚就授予军事大权，希望拿侥幸的微小功劳，作为封自己所喜欢的人为侯的借口，还不如无功就封侯好些。汉武帝在处理封国事务上颇有见地，却在任命将领方面失当。所以，说他能够遵守先帝的约定，我认为是过分了。

臣光曰：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

臣司马光曰：作为君主，每一动静、措施都不能不慎重，内心想的事，外表必然会显露出来，天下人都会知道。那时，皇后、太子全部安然健在，汉武帝却下令将钩弋宫门称为尧母门，在名义上是不妥当的。正因为如此，才使奸猾之徒揣摩皇上的心意，认为他非常宠爱幼子，想立幼子为皇位继承人，于是产生出危害皇后、太子之心，终于酿成巫蛊祸难，可悲啊！

臣光曰：古之明王教养太子，为之择方正敦良之士以为保傅、师友、使朝夕与之游处。左右前后无非正人，出入起居无非正道，然犹有淫放邪僻而陷于祸败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宾客，从其所好。夫正直难亲，谄谀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终也！

臣司马光曰：古代明君教养太子，为他选择正派敦厚、品质优良的人作为老师和朋友，让他们朝夕相处，使太子的左右前后都是正人君子，出入起居都合于正道。但仍然有淫邪放纵而陷于灾祸，最终身败名裂的。而今，汉武帝竟让太子自己延揽门客，顺从他的喜好。而正直的人难于亲近，阿谀奉承的人却容易投合，这本是人之常情，难怪太子没有好结果！

臣光曰：天下信未尝无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廷，辟土广地，无不如意。及后息民重农，而赵过之俦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别，而士辄应之，诚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兴商、周之治，其无三代之臣乎！

臣司马光曰：天下果然并非没有人才。汉武帝先是喜欢征服四周蛮夷建功立业，便有许多武勇猛不怕死的人充满朝廷，使其开疆拓土，无不如愿。到后来修养百姓，重视农业生产，又有赵过等人教导百姓耕耘，使百姓们获得很大的利益。同一位君王，前后的兴趣爱好迥然不同，而总有人才相应。假如汉武帝兼有夏禹、商汤、周文王的器度，来复兴商、周时期的太平盛世，难道会没有夏、商、周三代的辅佐之臣吗！

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尝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臣司马光曰：“汉武帝穷奢极欲，刑罚繁重，横征暴敛，对内大肆兴建宫室，对外征讨四方蛮夷，又迷惑于神怪之说，巡游无度，致使百姓疲劳凋敝，很多人被迫作了盗贼，与秦始皇没有多少不同。但为什么秦朝因此而灭亡，汉朝却因此而兴盛呢？是因为汉武帝能够遵守先王之道，懂得如何治理国家，守住基业、能接受忠正刚直之人的谏言，厌恶被人欺瞒蒙蔽，始终喜好贤才，赏罚严明，到晚年又能改变以往的过失，将继承人托付给合适的大臣，这正是汉武帝所以有造成秦朝灭亡的错误，却避免了秦朝灭亡的灾祸的原因吧！

臣光曰：王者之于戎狄，叛则讨之，服则舍之。今楼兰王既服其罪，又从而诛之，后有叛者，不可得而怀矣。必以为有罪而讨之，则宜陈师鞠旅，明致其罚。今乃遣使者诱以金币而杀之，后有奉使诸国者，复可信乎！且以大汉之强而为盗贼之谋于蛮夷，不亦可羞哉！论者或美介子以为奇功，过矣！

臣司马光曰：圣明的君王，对待戎狄外族的态度应当是：如果背叛，就发兵征讨；如果臣服，就不再追究。如今楼兰王既已服罪，却又加以诛杀，则以后再有背叛者，就不能使他们归附了。如果认为楼兰王有罪，一定要征讨，也应堂堂正正地派遣军队，公开地施行惩罚。而今竟派使臣用金宝财物进行引诱，然后乘机将其杀死，以后再有奉命出使各国的使者，还能再让人信任吗！况且以大汉朝的强盛，竟然用盗贼的诡计来对付蛮夷外族，实在令人羞耻！有人评论此事，赞美傅介子立了一件奇功，未免太过分了。

臣光曰：霍光之辅汉室，可谓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执之，久而不归，鲜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诈，固可以亲政矣。况孝宣十九即位，聪明刚毅，知民疾苦，而光久专崐大柄，不知避去，多置私党，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切齿侧目，待时而发，其得免于身幸矣，况子孙以骄侈趣之哉！虽然，向使孝宣专以禄秩赏赐富其子孙，使之食大县，奉朝请，亦足以报盛德矣；乃复任之以政，授之以兵，乃事丛衅积，更加裁夺，遂至怨惧以生邪谋，岂徒霍氏之自祸哉？亦孝宣酝酿以成之也。昔斗椒作乱于楚，庄王灭其族而赦箴尹克黄，以为子文无后，何以劝善。夫以显、禹、云、山之罪，虽应夷灭，而光之忠勋不可不祀；遂使家无噍类，孝宣亦少恩哉！

臣司马光曰：“霍光辅佐汉朝，可以说是忠心耿耿，然而却终究未能庇护他的宗族，是什么原因呢？威严权柄，只有君王才能享有，如果由臣下享有，长期不归还君王，则很少能逃脱灭亡的命运。以汉昭帝的贤明，十四岁就能洞察上官桀的奸诈行为，原来可以亲理朝政了，更何况汉宣帝十九岁即皇位，聪明刚毅，了解民间疾苦，而霍光却依然长期专擅大权，不知引退，反在朝中广植私党，致使君王积蓄怨愤于上，官、民积蓄不满于下，咬牙切齿，侧目而视，都在等待时机发动。霍光自己能够免祸，已然是侥幸了，何况子孙更加骄横奢侈呢！尽管如此，假如当初汉宣帝专用官阶和俸禄赏赐霍光的子孙，使他们富有，让他们享用大县的收入，定期前来朝见皇帝，也就足以报答霍光的盛德了；而汉宣帝仍然让他们主持朝政，授以兵权，等到事态严重，这才对他们加以裁夺，以至他们恐惧怨恨，生出反叛朝廷的阴谋。这难道只是霍氏一家自己招致的灾祸吗？这也是汉宣帝酝酿而成的。春秋时，斗椒在楚国作乱，楚庄王灭其宗族，却赦免了担任箴尹的斗克黄，认为如果不让当初于国有功的斗於菟留下后代，就不利于勉励人们行善立功。以霍显、霍禹、霍云、霍山犯下的罪行，当然应诛灭全族，但立下大功的忠臣霍光却不可无人祭祀，汉宣帝竟将其全族老小全部处死，一个不留，也未免刻薄寡恩了！

臣光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为丞相，于定国为廷尉，而赵、盖、韩、杨之死皆不厌众心，其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议贤、议能，若广汉、延寿之治民，可不谓能乎！宽饶、恽之刚直，可不谓贤乎！然则虽有死罪，犹将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扬子以韩冯翊之诉萧为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寿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寿独蒙其辜，不亦甚哉！

臣司马光曰：以汉宣帝的英明，加上魏相、丙吉当丞相，于定国当廷尉，而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寿、杨恽的被杀都不能使众人心服，这实在是汉宣帝善政的最大污点！《周官》上关于司寇职责的规定，有“议贤”、“议能”，象赵广汉、韩延寿在治理百姓方面，能不说他们有才能吗！而盖宽饶、杨恽刚强正直，能不说他们贤明吗！既然这样，那么即使真有死罪，仍应宽恕，何况罪不至死呢！扬雄认为，韩延寿诽谤萧望之是自取其祸。但韩延寿之所以冒犯上官，则是因萧望之的逼迫。汉宣帝不察究竟，使韩延寿独受其辜，不是太过分了吗！

臣光曰：王霸无异道。昔三代之隆，礼乐、征伐自在天子出，则谓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诸侯，诸侯有能率其与国同讨不庭以尊王室者，则谓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顾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钜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汉之所以不能复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为，非先王之道不可复行于后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诚不足与为治也。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汉得而用之，功烈岂若是而止邪！孝宣谓太子懦而不立，暗于治体，必乱我家，则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岂不过哉！非所以则训示子孙，垂法将来者也。

臣司马光曰：“王道”与“霸道”，并无实质的不同。过去，夏、商、周三代昌盛时，无论是制礼作乐，还是发动战争，都由天子决定，则称之为“王道”。天子微弱，不能控制诸侯时，诸侯中有能率领盟国共同征讨叛逆以尊奉王室的，则称之为“霸道”。无论行“王道”还是“霸道”，都以仁义为根据，任用贤能，奖赏善美，惩罚邪恶，禁绝凶残，诛除暴乱。二者只不过于名位上有尊卑之分，德泽上有深浅之别，功业上有大小之差，政令上有广狭之异罢了，并非像黑白、甘苦那样截然相反。汉朝之所以不能恢复夏、商、周三代那样的盛世，是因为君王没有去做，并不是古代圣王之道不能再行于后世。在儒者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像汉宣帝所说的那种“俗儒”，当然不能同他们治理天下，但难道就不能访求“真儒”而任用吗！像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都是大儒，假如汉朝能得到他们而予以重用，汉朝的功业岂能只像现在这样！汉宣帝说太子懦弱不能自立，不懂得治国的方法，必然将败坏刘氏基业，这是可以的；可是说“王道”不可实行，儒者不可任用，岂不是太过分了！不能以此来训示子孙，留给后人效法。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而言之，何哉！使禹之智足不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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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光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寤也！夫恭、显之谮诉望之，其邪说诡计，诚有所不能辨也。至于始疑望之不肯就狱，恭、显以为必无忧。已而果自杀，则恭、显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动奋发以厎邪臣之罚！孝元则不然。虽涕泣不食以伤望之，而终不能诛恭、显，才得其免冠谢而已。如此，则奸臣安所惩乎！是使恭、显得肆其邪心而无复忌惮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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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光曰：诸葛丰之于堪、猛，前誉而后毁，其志非为朝廷进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进而已矣。斯亦郑朋、杨兴之流，乌在其为刚直哉！人君者，察美恶，辨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奸，所以为治也。使丰言得实，则丰不当绌；若其诬罔，则堪、猛何辜焉！今两责而俱弃之，则美恶、是非果安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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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犹惧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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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光曰：人君之德不明，则臣下虽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观京房所以晓孝元，可谓明白切至矣，而终不能寤，悲夫！《诗》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又曰：“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孝元之谓矣！

臣司马光曰：君王的德行不昌明，则臣属虽然想竭尽忠心，又从何着手呢？观察京房对元帝的诱导，可以说是把道理说得十分清楚透彻了，而最终仍不能使元帝觉悟，可悲啊！《诗经》说：“我不但当面把你教训过，而且提起过你的耳朵。不但是用手携带着你，而且指示了你许多事。”又说：“我教导你是那么的恳切细致，而你却漫不经心、听不进去。”这说的就是汉元帝啊！

臣光曰：晏婴有言：“天命不，不贰其命。”祸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灾于卿佐，曰：“移腹心之疾，置诸股肱，何益也！”藉其灾可移，仁君犹不忍为，况不可乎！使方进罪不至死而诛之，以当大变，是诬天也；方进有罪当刑，隐其诛而厚其葬，是诬人也；孝成欲诬天、人而卒无所益，可谓不知命矣。

臣司马光曰：晏婴有句话说：“天命不容怀疑，命运只有一个，无法改变。”祸福降临，难道可以转移吗？从前楚昭王、宋景公不忍将灾祸转移到大臣身上，说：“把心腹的疾患，转移到四肢，有什么好处呢！”假如灾祸可以转移，仁慈的君王还不忍心那样做，何况不可转移呢！假使翟方进罪不至死而诛杀了他，以承当天变，这是诬蔑上天；假使翟方进有罪应当处以死刑，却秘密诛杀，又赐以厚葬，这是欺骗人心。孝成皇帝想欺天、欺人，但最后并没有好处，可以说是不知天命。

臣光曰：孔子称“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是以舜举皋陶，汤举伊尹，而不仁者远，有德故也。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竞逐，四海鼎沸，彼摧坚陷敌之人，权略诡辩之士，方见重于世，而独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莱之中，实诸群公之首，宜其光复旧物，享祚久长，盖由知所先务而得其本原故也。

臣司马光曰：孔子说：“推举善行，教育能力弱的人，人们就能互相劝勉。”所以，虞舜推荐皋陶，商汤推荐伊尹，邪恶不仁的人远去，是因为这两人品德高尚的缘故。光武帝刚刚即位，群雄竞逐，四海之内像滚水般沸腾。那些冲锋陷阵的人，有权谋而善辩的人，正为世人所敬重。而唯独光武帝能起用忠厚之臣，表彰奉公守法的官吏，从社会最底层选拔人才，安排在公卿首位。他所以能光复汉室，长治久安，是由于他知道首先必须做什么才能达到根本目的的缘故。

臣光曰：昔周人颂武王之德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陈威德安民而已。观光武之所以取关中，用是道也。岂不美哉！

臣司马光曰：从前，西周时代的人称颂周武王的恩德说：“宣扬令人怀念的美德，我的追求只是天下安定。”这是说君王的军事行动，目的仅在于传布威望美德，使人民安乐而已。刘秀所以能夺取关中，所用的就是这个原则。这难道不是美好的事吗？

臣光曰：昔高宗命说曰：“若药弗暝眩，厥疾弗瘳。”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国家之福也。是以人君日夜求之，唯惧弗得闻。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韩歆用直谏死，岂不为仁明之累哉！

臣司马光曰：从前，商王武丁对傅说说：“如果药物不能使人感到昏眩，疾病就不能痊愈。”激烈直率的话，对臣子不利，却是国家的福分。所以君王日夜寻求这样的话，唯恐听不到。可惜呵，在光武帝时代，韩韵竟因直言进谏而死，岂不是仁义圣明的缺欠吗！

臣光曰：人臣之罪，莫大于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谓窦宪何异指鹿为马，善矣；然卒不能罪宪，则奸臣安所惩哉！夫人主之于臣下，患在不知其奸，苟或知之而复赦之，则不若不知之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为奸而上不之知，犹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讨，彼知其不足畏也，则放纵而无所顾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恶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臣司马光曰：臣子的罪恶，莫过于欺骗君主，所以圣明的君主痛恨这种行为。孝章皇帝称窦宪的行为无异于指鹿为马，这是对的；然而他最终不能降罪于窦宪，那么奸臣在哪里受惩诫呢！君主对待臣子，困难在于不知道谁是邪恶之辈，假如已经知道而又将他赦免，那还不如不知道更好。为什么这样讲？奸臣为非作歹而君主不知，奸臣心中还有所畏惧；君主已知而又不能予以处罚，奸臣便明白君主不值得畏惧，就会放纵大胆而无所顾忌了！因此，已知良臣而不能任用，已知恶人而不能铲除，乃是君主的大戒。

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举逸民，扬仄陋，固为其有益于国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怀玉，深藏不市，则王者当尽礼而致之，屈已以访之，克已以从之，然后能利泽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盖取其道不取其人，务其实不务其名也。

臣司马光曰：古代的正人君子，当国家政治清明时，他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暴虐时，他就隐退为民。隐退为民，本来不是正人君子所愿意的。但他们深知，没有人真正了解自己，则正道不能得到推行，而和一群奸佞之辈共事，终将伤害自己，所以，才隐藏自己的才能，远远躲开。圣明的君王之所以选用避世隐居的逸民和提拔出身卑微的人，原本是因为他们对国家有益，并不是以此来迎合世俗的视听。所以，在道德上足以使君主尊敬，在智慧和才能上足以庇护百姓的人，就犹如身穿粗布衣而怀有美玉一样，深藏不售。而圣明的君王应该竭尽礼节，将他征聘到手；降低自己的身分，向他请教；克制自己，听从他的意见。然后，才能使恩泽普施于四方，功业留传千古。因为圣明的君王所用的是隐士逸民的治国方法，而不是隐士逸民本身，因此，必须注重实际效果，而不是徒求虚名。

臣光曰：成帝不能选任贤俊，委政舅家，可谓暗矣；犹知王立之不材，弃而不用。顺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梁冀顽凶暴，著于平昔，而使之继父之位，终于悖逆，荡覆汉室；校于成帝，暗又甚焉！

臣司马光曰：汉成帝不能选任贤能，把政权交给舅父家族，可谓昏庸。但他总还知道王立没有才能，摒弃不用。顺帝把朝廷大权交给皇后家族，而梁冀顽钝嚣张，凶狠暴虐，平时已很明显，却使他继承其父官位，终于导致狂悖叛逆，颠覆东汉王朝。跟成帝比较，昏庸更甚！

臣光曰：汉家之法已严矣，而崔犹病其宽，何哉？盖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权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 ；仁恩所施，止于目前；奸宄得志，纪纲不立。故崔之论，以矫一时之枉，非百世之通义也。孔子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臣司马光曰：汉朝的法令已经是严厉的了，然而，崔还嫌它宽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衰败之世的君王大多懦弱，平庸愚昧的辅佐之臣，只知道姑息。所以，有权势而得君王宠幸的臣下，即使有罪，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豪强和不守法度的刁徒，即使违法，也不被诛杀；施加仁爱恩惠，只限于眼前；使为非作歹的人得逞，纲纪不能维持。所以，崔的评论是用来矫正一时的弊端，不是百代通用的法则。孔子说：“为政太宽大，则人民不在乎，人民一旦不在乎，则用严刑峻法来纠正。施行严刑峻法，则人民感到暴虐，人民一旦感到暴虐，则改施宽大之政。用宽大和严厉两种手段互相补充，政局才能稳定。”这是永世不变的常轨。

臣光曰：《书》称“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蛮夷戎狄，气类虽殊，其就利避害，乐生恶死，亦与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则附顺服从，失其道则离叛侵扰，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则讨之，服则怀之，处之四裔，不使乱礼义之邦而已。若乃视之如草木禽兽，不分臧否，不辨去来，悉艾杀之，岂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为崐郡县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即诛者，将帅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将驱而出之塞外，择良吏而牧之，则疆埸之臣也，岂得专以多杀为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虽华夏之民，亦将蜂起而为寇，又可尽诛邪！然则段纪明之为将，虽克捷有功，君子所不与也。

臣司马光曰：《尚书》说：“天地是万物的父母。而人是万物的精灵。其中特别聪明的人，作为天子。天子是人民的父母。”蛮夷戎狄各族的气质虽然跟我们不一样，但趋利避害，乐生恶死，也跟我们是相同的。治理得法，则归顺服从；治理不得法，则背叛侵扰，自在道理之中。所以，从前圣明君王的为政，背叛则进行讨伐，归服就进行安抚，把他们安置在四方极远的边疆地带，不使他们扰乱中原的礼义之邦而已。如果把他们当作草木禽兽，不区分善和恶，不辨别背叛和归服，竟然都象割草似的将他们一律杀掉，岂是作人民父母的本意？况且羌族之所以起兵反叛，是由于不堪忍受郡县官府侵刻，而心中衔冤的缘故。而对于叛乱者，不能当时就加以诛杀，这是由于统帅将领都不是合适人选的缘故。假如派遣优秀的将领把他们驱逐到塞外，再选择优秀的文吏进行治理，则奔驰疆场的大臣，岂能再有机会用大肆杀戮去称心快意？如果治理不得法，即令是中原地区的汉民，也会蜂拥而起，成为寇盗，又怎能把他们斩尽杀绝？所以，段这个将领，虽然克敌有功，但是，正人君子对他并不赞许。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 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 扬清，撩虺蛇之头，跷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臣司马光曰：天下政治清明，正人君子在朝廷上扬眉吐气，依法惩治小人的罪过，没有人敢不服从。天下政治混乱，正人君子闭口不言，以躲避小人的陷害，尚且不能避免。党人生在政治昏暗混乱的时代，又不担任朝廷的高官显位，面对天下民怨沸腾，却打算用舆论去挽救。评论人物的善恶，斥恶奖善，这就犹如用手去撩拨毒蛇的头，用脚践踏老虎和豺狼的尾巴，以致自身遭受酷刑，灾祸牵连朋友。读书人被大批杀害，王朝也跟着覆亡，岂不可悲！其中只有郭泰最为明智，竟能择安去危，保全自身。申屠蟠见机行动，不到一天，立刻回头，他的卓识远见，不是平常人所能赶得上的！

臣光曰：叔向有言：“国将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谨择忠贤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则赏，有罪则诛，无所阿私，法制不烦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执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择人，而禁令益多，防闲益密，有功者以阂文不赏，为奸者以巧法免诛，上下劳扰而天下大乱。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灵之时，刺史、二千石贪如豺虎，暴殄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视之，岂不适足为笑而深可为戒哉！

臣司马光曰：叔向曾经说过：“国家行将灭亡，法令规章一定繁多。”圣明君王治理国家，谨慎选择忠良贤能加以任用。无论是对朝廷和地方的臣属，凡是有功的加以奖赏，有罪的则加以诛杀，没有任何偏袒。法令规章并不繁多，却能做到天下大治。为什么会如此？是因为抓住了治理国家的根本。等到国家行将衰败灭亡之时，文武百官不能选择合适的人才担任，各种禁令愈来愈多，防范措施也愈来愈严密。有功的因碍于条文得不到奖赏，作奸犯罪的却巧妙地利用法律，得以免除诛杀，上下劳苦骚扰，天下反而大乱。为什么会如此？是因为治理国家舍本逐末的缘故。汉灵帝时，州刺史、郡太守贪婪暴虐，如狼似虎，残害人民，无以复加。然而，朝廷却还在严格遵守“三互法”的禁令，以防止官吏结党营私。现在回顾起来，岂不正好是一场笑话，应该深深地引为鉴戒。

臣光曰：《易》称“劳谦君子有终吉”，士孙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谓之智乎！

臣司马光曰：《易经》说：“辛劳而又谦让的君子，有善终吉祥。”士孙瑞立下大功而不夸耀，以保护自己的身家性命，岂不应称他是智慧过人！

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门人之高第，令君子文、陈文子诸侯之贤大夫，皆不足以当之，而独称管仲之仁，岂非以其辅佐齐桓，大济生民乎！齐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其志盖以非桓公则生民不可得而济也。汉末大乱，群生涂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济也。然则荀舍魏武将谁事哉！

臣司马光曰：“孔子对于评价仁德是非常重视的。即使是子路、冉求、公西赤这些杰出的门人，令尹子文、陈文子这些诸侯的贤能大夫，都不够资格，而唯独称赞管仲的仁德，岂不是因为他辅佐齐桓公，对百姓有很大的恩德吗？齐桓公的行为像猪狗一样，但管仲并不以为羞耻而辅佐他，是因为他知道，没有齐桓公，百姓就不能得到拯救。汉末天下大乱，百姓灾难深重，假如没有绝顶的才能，便不能拯救百姓。既然这样，那么荀舍弃曹操，还能去辅佐谁呢？

臣光曰：“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光武遭汉中衰，群雄麋沸，奋起布衣，绍恢前绪，征伐四方，日不暇给，乃能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继以孝明、孝章，追先志，临雍拜老，横经问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游大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修之士，岂惟取重于绅，亦见慕于众庶；愚鄙污秽之人，岂惟不容于朝延，亦见弃于乡里。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淆，是非颠倒，可谓乱矣。然犹绵绵不至于亡者，上则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面引廷争，用公义以扶其危，下则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许邵之流，立私论以救其败，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至有触冒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夫岂特数子之贤哉？亦光武、明、章之遗化也。当是之时，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则汉氏之祚犹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颓敝之余，重以桓、灵之昏虐，保养奸回，过于骨肉；殄灭忠良，甚于寇雠；积多士之愤，蓄四海之怒。于是何进召戎，董卓乘衅，袁绍之徒从而构难，遂乘舆播越，宗庙丘，王室荡覆，民涂炭，大命陨绝，不可复救。然州郡拥兵专地者，虽互相智噬，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

臣司马光曰：教化，是国家的紧要任务，而俗吏却不加重视；风俗，是天下的大事，而庸君却对此疏忽。只有明智的君子，经过深思熟虑，然后才知道它们的益处之大，功效之深远。汉光武帝逢汉朝中期衰落，群雄蜂起，天下大乱。他以一介平民，奋发起兵，继承恢复祖先的事业，征伐四方，终日忙碌，没有空闲，仍能够推崇儒家经典，以宾客之礼延聘儒家学者，大力兴办学校，昌明礼乐，武功既完成，教育和感化的德政也普遍推行开了。接着是明帝、章帝，遵循先辈的遗志，亲临辟雍拜见国家奉养的三老五更，手拿经典向老师请教。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郡县官吏，全都选用熟悉儒家经典、品行端正的人，就是虎贲卫士也都学习《孝经》，匈奴贵族的子弟们也要到国家设立的学校学习。因此，教化建立于上，风俗形成于下。忠诚、厚道、重视道德修养的人，不仅受到高官的尊重，也为百姓所仰慕；卑鄙、邪恶、下流之徒，不仅不被朝廷容纳，也被乡里鄙弃。自从夏、商、周三代灭亡之后，教化风俗之好，还没有象东汉那样兴盛过。可是，到汉和帝以后，皇亲国戚独擅大权，奸佞小人得势妄行，赏罚没有标准，贿赂公行，贤良愚劣不分，是非颠倒，可以说是大乱了。然而东汉韩廷仍然能够延续，不至于灭亡，原因在于上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等人，不惜冒犯龙颜，在朝廷上据理力争，运用公义挽救危乱；下有身为平民的符融、郭泰、范滂、许邵之辈，以民间舆论矫正已经败坏的社会风气。所以，政治虽然污浊，而风俗却不衰败，甚至有人甘愿冒斧钺诛杀的危险，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忠义之心更加激奋，紧紧跟随，虽接踵被杀，仍视死如归。这难道只是他们几个人的忠正、贤德吗？也是汉光武帝、明帝、章帝遗留的教化使他们如此。在那时，如果有贤明的君主发奋振作，则汉朝的皇统治仍然不可估量。不幸的是，经过伤害、衰败之后，又加上了昏暴虐的桓帝和灵帝，保护奸佞，胜过骨肉之亲；屠杀忠良，胜过对待仇敌；百官的愤怒积压在一起，天下的不满汇合到一处。于是何进从外地召来了军队，董卓乘机夺权，袁绍等人以此为借口向朝廷发难，使得皇帝流亡，宗庙荒废，王室倾覆，百姓遭殃，汉朝的生命已经结束，无法挽救。然而各州郡掌握军队、占据地盘的人，虽然你争我夺，互相吞并，却没有不以尊崇汉朝为号召的。以魏武帝曹操的粗暴强横，加上对天下建立的大功，他畜养取代君王的野心已经很久了。但是，直至去世，他都不敢废掉汉朝皇帝，自己取而代之，难道他没有做皇帝的欲望？还是畏惧名义不顺而克制自己罢了。由此看来，教化怎么可以轻视，风俗又怎么可以忽略！

臣光曰：天生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敬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天乱，斯可谓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这，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故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秦书坑儒，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为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这论兴矣。及汉室颠覆，三国鼎跬。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宋、魏以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为南为岛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穷、新，运历年纪，皆弃而不数，此皆私已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敬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何反受？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石、慕容、苻、姚、赫运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以有道德者为正邪，则蕞尔之国，必有令主，三代之季，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壹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余地丑德齐，莫能相壹，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均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昭烈之天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运，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

臣司马光曰：上天养育黎民百姓，但出们却不能管理自己，需要推戴出君主来统治。如果这些人能够制止暴行，除去坏人，保障百姓的正常生活；奖赏善良，惩罚邪恶，使社会不发生动乱，才是名符其实的君主。所以夏、商、周三代以前，天下的诸侯国，岂止一万个，能够统治民众，祭祀土地、五谷之神的人，统统被称之为君主。集结万国而加以统治，创立制度，发布号令，天下无人敢违抗的人，被称之为王。王的威德衰落了，强大的国君能够统帅各路诸侯，维护王的威信，便被称作霸。所以自古以来，天下混乱的时候，诸侯们便依靠武力互相争夺，长期没有王的时代，也是很多的。秦焚毁书籍，坑杀儒生，汉朝兴起后，有些学者开始推演金、木、水、火、土五德的相生相克，认为秦朝的帝位是不正统的“闰”位，在“木德”和“火德”之间，能够称作“霸”，却不能称“王”，于是兴起了“正”和“闰”，即正统与非正统的争论 。汉朝政权被颠覆，出现了三国的鼎足而立。在此之后的晋朝又失去了控制全国的能力，五个胡族扰得中原大乱。南朝宋和北魏以后，南方和北方被分而治之，各写自己的国史，互相排斥，彼此攻击，南方人底毁北言人为“索虏”，北方人辱骂南方人为“岛夷”。朱温取代唐朝政权，全国分裂，沙陀人李存勖进入汴京，建立后唐政权，把朱温比作篡夺夏朝政权的有穷氏和取代西汉政权的王莽新室，其历法和纪年，都弃而不用，这都是包藏私心的偏颇心理，不是出于为天下人着想的至公之论。臣下愚昧，不足以辨清以前的那些朝代，哪个是“正”哪个是“闰”，但是我私下以为，如果不能使全国统一，这样的君主，就是只有“天子”之名，而无“天子”之实。虽然因为时代不同，这样的政权有“华”与“夷”、仁厚与暴虐、大与小、强与弱的区别，总的来说，它们都与古代的列国没有什么不同，怎么能够唯独尊崇一个政权为正统，而认为其余的都是窃国的伪政权呢？如果以上下交替的政权为正统，那么南朝的政权继承谁的？拓拢氏的北魏又继承谁的？如果以居于中原华夏这地的政权为正统，则匈奴刘氏、羯族石氏，鲜卑慕容氏、氐族苻氏、羌族姚氏、匈奴赫连氏，这些政权统治的区域，却都是五帝和三王的旧地。如果以有道德的政权为正统，则蕞尔小国也会有贤明的君主，夏、商、周三代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淫邪的君王吗？所以说，“正”与“闰”的理论，从古至今，也没有人搞清它的真正涵义，并提出无法反驳的确定不移的论据。我在这 里所陈述的史实，只是说明国家的兴衰，着重讲述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内容，由读者自己去辨别善恶、得失，以作为警戒和劝勉；而不是《春秋》那样，根据大义对历史人物作出褒贬，以此引导混乱的社会走上正轨。谁是“正”，谁是“闰”，我不敢妄谈，只是根据事业成就如实叙述罢了。周、秦、汉、晋、隋、唐这些朝代，都曾统一全国，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子孙，他们的后代虽然衰微，甚至颠沛流离，但还是接替着祖宗的基业，有着继承恢复的愿望，而与他们争夺天下的人，又都是他们以前的臣属，所以仍然以君臣的关系来看待。对其余土地、威德、名号没有什么区别，原本就非君臣关系的政权，都以对待列国的方法来处理，不厚此薄彼，也不抬高一些人，贬低一些人，这才不会歪曲事实，接近公平。然而对国家分崩离析的时代，不能没有年、月、日等时间概念以陈述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根据汉朝将帝位禅让给曹魏，晋朝又从曹魏接受皇位，以后传于南朝宋，至于陈，又为隋取代，唐传后梁，至于后周，又被大宋承袭下来。所以不得不使用曹魏、南朝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年号，以便于记载各国的史实，并非尊崇谁、鄙视谁，也没有“正”和“闰”之别。蜀汉昭烈帝刘备对汉朝而言，虽然自称是西汉中山靖王的后代，然而属关系太疏远了，已说不清有多少代，处于什么名分和地位，就同南朝宋高祖刘裕自称是西汉楚元王的后代，南唐烈祖李自称是唐朝吴王李恪的后代一样，真假难辨，所以不敢把刘备与东汉光武帝刘秀继承西汉政权，东晋元帝司马睿继承西晋政权相比拟，让他承继汉朝的遗统。

臣光曰：于禁将数万众，败不能死，生降于敌，既而复归；文帝废之可也，杀之可也，乃画陵屋以辱之，斯为不君矣！

臣司马光曰：于禁率兵数万人，兵败而不能战死疆场，为求生而降敌，后来又回到本土，文帝榀以罢黜他，也可以处死他，竟然在陵园里作画羞辱他，这就不像个君王了。

臣光曰：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淆；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为曲私欺罔之资也。

臣司马光曰：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然而识别人才的办法，连圣贤也感到困难。所以只好求助于舆论的毁谤或赞誉，于是个人爱憎争相掺杂进来，使善良和邪恶混淆；用档案进行考核，于是巧诈横生，真假不明。总之，识别人才的根本在于主上的至公至明而已。居上位的人至公至明，那么属下有能无能就会清清楚楚地反映在眼中，无所遁形。如果不公不明，那么考绩之法，恰好能够成为徇私、欺骗的凭借。

臣光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此先王礼经，百世不易者也。汉文师心不学，变古坏礼，绝父子之恩，亏君臣之义；后世帝王不能笃于哀戚之情，而群臣谄谀，莫肯厘正。至于晋武独以天性矫而行之，可谓不世之贤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习常玩故，而不能将顺其美，惜哉！

臣司马光曰：上自天子，下至平民百姓，都要服丧三年，这是先王礼经所规定，百世不可改变。汉文帝以已意为师，不守成规，改变古制，败坏礼法，断绝父子之间的恩德，毁坏君臣之间的情义，使后世的帝王不能真诚专一于哀悼先人的感情，而群臣谄媚、阿谀，没有人肯加以改正。到了晋武帝，唯独以自己的天性加以纠正并实行，可称是非凡的贤君。而裴秀、傅玄之徒，是见识鄙陋的平庸之臣，习惯于常规，拘守行之已久的习俗，不能够承顺晋武帝的美意，可惜啊！

臣光曰：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晋武帝赦山涛而褒李，其于刑赏两失之。使所言为是，则涛不可赦；所言为非，则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结于下，威玩于上，将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刘友伏诛而涛等不问，避贵施贱，可谓政乎！创业之初而政本不立，将以垂统后世，不亦难乎！

臣司马光曰：政治的根本在于刑与赏，刑赏不分明，政治如何能成就！晋武帝赦免山涛而褒奖李，在刑与赏两方面都丧失了。如果李所言是正确的，那么山涛就不可以赦免；所言为非，李就不值得褒奖。褒奖李让他说话，他说了却又不采用，结果在下属中结下怨恨，在上则使权威被轻慢，这样又将如何使用李？况且四位大臣罪行相同，但刘友被处死而对山涛等人却不问罪，避开权贵而施法于轻贱，这能说是治政之道吗？正处于创业之初却不能树立治理国家的根本，要想把基业传给后世，不是很难的事吗？

臣光曰：昔舜诛鲧而禹事舜，不敢废至公也。嵇康、王仪，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晋室可也；嵇绍苟无荡阴之忠，殆不免于君子之讥乎！

臣司马光曰：从前舜诛杀了禹的父亲鲧，而禹却为舜而效力，这是因为禹不敢废弃国家大事。嵇康、王仪的死，都不是因为他们犯了罪，所以他们二人的儿子不作晋朝的官是可以的。嵇绍假如没有以后在荡阴所表现的忠城，大概就不免遭到君子的讥笑和非议了吧？

臣光曰：规矩主于方圆，然庸工无规矩则方圆不可得而制也；衰麻主于哀戚，然庸人无衰麻则哀戚不可得而勉也。《素冠》之诗，正为是矣。杜预巧饰《经》、《传》以附人情，辩则辩矣，臣谓不若陈逵之言质略而敦实也。

臣司马光曰：圆规和曲尺的作用是画出圆形和方形，然而平庸的工匠没有圆规和曲尺就不知如何作出方形和圆形来；丧服的作用是为了表达悲哀、伤悼的心情，然而平庸的人没有丧郛，就不能尽力表达悲哀伤悼的心情。《诗经·素冠》，正是为此而作。杜预巧妙地假托《经》、《传》以附会人情，倒是很有说服力，但是我却认为，不如陈逵的话质朴简要且厚重诚实。

臣光曰：何曾议武帝偷惰，取过目前，不为远虑；知天下将乱，子孙必与其忧；何其明也！然身为僭侈，使子孙承流，卒以骄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为宰相，知其君之过，不以告而私语于家，非忠臣也。

臣司马光曰：何曾议论晋武帝苟且懒惰，只顾眼前利益，不为长远考虑，而预知天下将要发生变乱，子孙一定会卷入这忧虑当中，多么英明！但是自己超越本分奢侈无度，使子孙效仿继承这坏毛病，最后因为骄傲奢侈而亡族，这英明又在哪里呢？再说身为宰相，知道自己君主的过错，不忠告君主却在家私下议论，不是忠臣。

臣光曰：庾亮以外戚辅政，首发祸机，国破君危，窜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镇，兵粮俱足，朝廷颠覆，坐观胜负；人臣之罪，孰大于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宠录报之，晋室无政，亦可知矣。任是责者，岂非王导乎！

臣司马光曰：庾亮以外戚的身份辅佐朝政，首先引发祸端，国家毁坏、君主危殆，自己却逃窜以求苟免；卞敦位列方镇大员，兵员和粮食都很充足，朝廷倾覆之时，却坐观胜负；人臣的罪过，哪有比这更大的！但朝廷对他们既不能运用典刑彰明罪过，还用宠信爵禄回报，晋成帝无国政可言，由此也可知晓了。应当承担这种责任的人，难道不是王导吗！

臣光曰：顾命大臣，所以辅导嗣子，为之羽翼也。为之羽翼而教使翦之，能无毙乎！知其不忠，则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从而猜之，鲜有不召乱者也。

臣司马光曰：天子临终前之所以要嘱托大臣辅政，是要靠他们来辅佐教导太子，以作为太子的羽翼。既然是羽翼却又告诉太子翦杀他们，能不自取灭亡吗！如果知道他不忠诚，不加以任用就可以了；既然委之以重任，而又横加猜忌，没有不招来祸乱的。

臣光曰：“沈劲可谓能子矣！耻父之恶，致死以涤之，变凶逆之族为忠义之门。《易》曰：“干父之蛊，用誉。”《蔡仲之命》曰：“尔尚盖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其是之谓乎！

臣司马光曰：沈劲可以称得是能为人子孝了！对父亲的罪恶深以为耻，不惜以生命加以洗刷，变凶恶叛逆的家族为忠城道义的门第。《易》云：“改正父亲的错误，发扬他的荣誉。”《尚书·蔡仲之命》曰：“你尚能遮掩前人的过错，这就是忠和孝。”沈劲大概就是这样吧！

臣光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彼敌国之材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资也。王猛知慕容垂之心久而难信，独不念燕尚未灭，垂以材高功盛，无罪见疑，穷困归秦，未有异心，遽以猜忌杀之，是助燕为无道而塞来者之门也，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坚礼之以收燕望，亲之以尽燕情，宠之以倾燕众，信之以结燕心，未为过矣。猛何汲汲于杀垂，乃为市井鬻卖之行，有如嫉其宠而谗之者，岂雅德君子所宜为哉！

臣司马光曰：过去周朝得到了微子而革殷商之命，秦朝得到了由余而称霸西戎，吴国得到了伍员而攻克强楚，汉朝得到了陈平而诛杀项籍，魏国得到了许攸而大破袁绍。那些敌国的贤能之臣，投奔过来后以为己用，这是进攻取胜的良好凭借。王猛知道慕容垂的心时间一久就难以信任，偏偏不考虑燕国尚未消灭，慕容垂因为才能杰出、功勋卓著，无罪而被怀疑，穷困无路，才归依秦国，并没有异端之心，而竟要因为猜忌杀害他，这是帮助燕国施行无道而向投奔者关闭门户，这怎么能行呢！所以秦王苻坚以礼对待慕容垂，用以招揽燕国人的期望，亲近慕容垂，用以断绝燕国对他的情义，宠爱慕容垂，用以吸引燕国的百姓，信任慕容垂，用以结交燕国人的心，这些都不过分。王猛为什么要一心想着杀慕容垂，竟然干出了市井叫卖者的欺骗勾当，就像嫉妒别人得宠进而就用谗言加以诋毁的人一样，这难道是具有高尚道德的君子应该干的事情吗！

臣光曰：古之人，灭人之国而人悦，何哉？为人除害故也。彼慕容评者，蔽君专政，忌贤疾功，愚暗贪虐以丧其国，国亡不死，逃遁见禽。秦王坚不以为诛首，又从而宠秩之，是爱一人而不爱一国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于人而人莫之恩，尽诚于人而人莫之诚，卒于功名不遂，容身无所，由不得其道故也。

臣司马光曰：上古时候的人，有时他们的国家被灭了他们反而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替他们除掉祸害。那个慕容评，蒙蔽君主，专擅朝政，猜忌贤能，嫉恨功臣，愚顽昏暗，贪婪暴虐，最终丧失了他的国家。国家灭亡了，他本人还不死，逃亡躲避，终被擒获。秦王苻坚不把他杀掉，又对他放纵并给以宠爱，授以官秩，这是爱一个人而不爱一国人，肯定要丧失很多人心。所以对人施以恩惠而人们并不以恩相报，对人待以诚意而人们并不以诚相报，最终导致功名不成，无处容身，这是由于不得要领的缘故。

臣光曰：夫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为治，况他人乎！秦王坚每得反者辄宥之，使其臣狃于为逆，行险徼幸，虽力屈被擒，犹不忧死，乱何自而息哉！《书》曰：“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诗》云：“毋纵诡随，以谨罔极；式遏寇虐，无俾作慝。”今坚违之，能无亡乎！

臣司马光曰：有功不赏，有罪不杀，就是尧、舜也不能实现大治，何况是其他人呢！前秦王苻坚每次擒获了反叛作乱的人就宽赦他们，从而使他的臣下对叛逆作乱习以为常，干险恶的勾当还心存侥幸，即便是力量不足被擒获，也不用担心被杀，这样祸乱从哪儿能停息呢！《尚书》曰：“以威胜爱，必定成功；以爱胜威，必定失败。”《诗经》云：“别听狡诈欺骗的话，警惕两面三刀；制止暴虐与劫掠，不使作恶把人欺。”如今苻坚违背了这些话，怎能不灭亡呢！

臣光曰：论者皆以为秦王坚之亡，由不杀慕容垂、姚苌故也。臣独以为不然。许劭谓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使坚治国无失其道，则垂、苌皆秦之能臣也，乌能为乱哉！坚之所以亡，由骤胜而骄故也。魏文侯问李克，吴之所以亡，对曰：“数战数胜。”文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也，何故亡？”对曰：“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御疲民，示朋不亡者也。”秦王坚似之矣。

臣司马光曰：谈论这段历史的人都认为秦王苻坚的灭亡，是由于没有杀掉慕容垂、姚苌的缘故。臣唯独认为不是这样。许劭说魏武帝曹操是太平盛世的能臣，混乱世道的奸雄。假使苻坚治理国家不违背治国之道，那么慕容垂、姚苌全都是秦国的能臣，怎么能作乱呢！苻坚之所以灭亡的原因，是由于屡次取胜后骄傲的缘故。魏文侯问李克关于吴国失败的原因，李克回答说：“经常征战又经常胜利。”魏文侯说：“经常征战又经常胜利，这是国家的福份，为什么灭亡了呢？”李克回答说：“经常征战则民众疲惫，经常胜利则主上骄傲，以骄傲的君主统治疲惫的民众，没有不灭亡的道理。”秦王苻坚就与此相似。

臣光曰：“晋自济江以来，威灵不竞，戎狄横骛，虎噬中原。刘裕始以王师翦平东夏，不于此际旌礼贤俊，慰抚疲民，宣恺悌之风，涤残秽之政，使群士向风，遗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设，曾苻、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荡壹四海，成美大之业，岂非虽有智勇而无仁义使之然哉！”

臣司马光曰：晋自从南渡长江以来，国势神威，不得伸展振作，致使戎狄异族，横行无忌，如猛虎船吞噬中原。刘裕开始指挥王家军队，平定华夏东部地区。但是，他却不在这个时候礼贤下士，旌表俊才，安慰平抚疲惫的百姓，提倡谦抑详和的世风，清除破败污秽的劣政，使有识之士望风响应，各地遗民踮脚盼望，反而却要变本加厉地肆意而为，大开杀戒，以此快慰自己一时的愤怒。查阅他的所作所为，竟连苻氏姚氏都赶不上，这也正是他不能平定四海，成就一番美好大业的真正原因。难道不是虽有智谋勇略但却没有仁义之心才使他这样的吗？

臣光曰：古人有言：“疑则勿任，任则勿疑。”裕既委镇恶以关中，而复与田子有后言，是斗之使为乱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艰难，失之造次，使丰、之都复输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坚凝之难。”信哉！

臣司马光曰：古人有言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刘裕既然委任王镇恶镇守关中，而又与沈田子说了后面那些话，是挑拨他们相斗为乱。太可惜了，百年之久的敌人，千里之广的疆土，取得不易，却因一时不慎而丢掉，使丰邑、京这些古都，又重新落入敌手。荀况说过：“兼并容易，凝结为一体就难了。”这话太对了！

臣光曰：“老、庄之书，大指欲同死生，轻去就。而为神仙者，服饵修炼以求轻举，炼草石为金银，其为术正相戾矣；是以刘歆《七略》叙道家为诸子，神仙为方技。其后复有符水、禁咒之术，至谦之遂合而为一；至今循之，其讹甚矣！崔浩不喜佛、老之书而信谦之之言，其故何哉！昔臧文仲祀爱居，孔子以为不智；如谦之者，其为爱居亦大矣。“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君子之于择术，可不慎哉！

臣司马光曰：老子、庄子的著作，主要是要人们超脱生死，把生与死一样看待，轻视人世的来去进退。而要成仙的人，靠吞服丹药，常加修炼以求飞腾升天，烧炼草木石以求变成黄金白银。这方法跟老庄的基本思想恰恰相反。所以刘歆著《七略》，把道家归入《诸子略》，神仙归入《方技略》。此后又有符水、咒语等等法术。到寇谦之将以上种种合而为一，一直因循至今，这是一个大错误啊！崔浩不崇信佛教，不喜读老子的著作，却相信寇谦之的话，这是什么缘故呢！过去臧文仲祭祀爱居鸟，孔丘认为他不明智。至于寇谦之，比起爰居鸟，则大得多了！“《诗经》三百首，一言以蔽之，就是思无邪。”君子对于思想和学说的选择，不能不谨慎啊！

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

臣司马光曰：《易经》说：“贤明的人大多都熟知前人的教诲，接受过去的经验，用来培养自己的德性。”孔子曾说：“辞意通达便可以了。”然而，史学是儒学的一部分，文学只是儒学的余事。至于老子、庄子的虚无学说，则根本不可以讲授和传播。做学问的人，是在于追求真理。而天下的真理没有第二个，怎么可以有“四学”呢！

臣光曰：文帝之于义康，友爱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终于失兄弟之欢，亏君臣之义。迹其乱阶，正由刘湛权利之心无有厌已。《诗》去：“贪人败类”，其是之谓乎！

臣司马光曰：宋文帝与刘义康手足友爱的情意，开始时不是不重。但最后却以失去兄弟之间的感情，损害君臣之间的大义而告终。追溯祸乱的根源，正是由于刘湛贪权慕利的欲望没有止境。《诗经》说“贪婪的人败坏同类”，正是对这种情况的形容呵！

臣光曰：昔屈到嗜芰，屈建去之，以为不可以私欲干国之典，况子为天子，而以庶人之礼祭其父，违礼甚矣！卫成公欲祀相，宁武子犹非之；而况降祀祖考于私室，使庶妇尸之乎！”

臣司马光曰：从前，屈到最喜欢吃菱角，但他的儿子屈建祭祀时把菱角撤掉了，他认为，不可以因为个人的嗜好而冒犯国家的祭典。更何况，儿子做皇帝，却用平民的礼仪去祭祀父亲，这就太违背礼教了。卫成公打算祭祀姒相，大夫宁武子还责怪他不该这么做。更何况武帝现在把祭祀祖父母和父母的仪式降到在自己的私宅中进行，而且还让自己庶子的妻子来主持！

臣光曰：人主之于其国，譬犹一身，视远如视迩，在境如在庭。举贤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则封域之内无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纩塞耳，前旒蔽明，欲其废耳目之近用，推聪明于四远也。彼废疾者宜养，当命有司均之于境内；今独施于道路之所遇，则所遗者多矣，其为仁也，不亦微乎！况赦罪人以桡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体也。惜也！孝文，魏之贤君，而犹有是乎！

臣司马光曰：人主和国家的关系，就好像是同一个躯体，看远处就好像在看近处，在边境就好像是在朝廷里。推举贤能之才，充任各种官职；修明政治，为百姓谋求福利，在自己疆界内的百姓就没有不各得其所的。因此，以前的君王总是用丝棉堵住耳朵、用帽穗遮住眼睛，目的就是想不让自己耳朵、眼睛只听近处的声音、只看眼前的东西，而把自己的听力和视力推到遥远的四面八方。那些残疾有病的人，自然应该抚养，但更应该命令有关部门把这种恩泽普及到全国境内所有残疾有病人员的身上去。如今，只是对在路上遇见的几个人施舍一下，那么，被遗漏的就太多了。所施的这种仁爱不也是太轻微了吗？更何况，赦免犯罪的人，却破坏了有关部门颁布的法令，这更不是君王应该做的事。可惜啊，孝文帝是北魏的贤明君主，却还有这些不足！

臣光曰：孔子称“鄙夫不可与事君，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王融乘危侥幸，谋易嗣君。子良当时贤王，虽素以忠慎自居，不免忧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贵而已。轻躁之士，乌可近哉！

臣司马光曰：孔子说：“贪鄙的人不可以奉事君王，这种人对自己的利害得失斤斤计较，当他没有得到之时，处心积虑于如何得到；一旦得到了，又惟恐失去。如果担忧失去，就会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王融正是如此，他乘着危难之时，投机取巧，阴谋废君另立。萧子良是当时的贤王，虽然素来以崐忠心谨慎而自居，但是仍然不免忧郁而死。分析他之所以忧死的原因，正是由于王融急于贪求富贵所致。轻薄躁急的人，岂可以接近呢？

臣光曰：臣闻“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谢兄弟，比肩贵近，安享荣禄，危不预知；为臣如此，可谓忠乎！

臣司马光曰：我听说：“穿了他人衣服的人替他人分忧，吃了他人东西的人要替他人的事情而死。”谢、谢瀹弟兄二人，同时任皇帝身边的亲近大臣，但是他们只知道安享自己的荣华富贵，朝廷的危难竟然不参预不过问，如此做臣，可以说是忠良吗？

臣光曰：选举之法，先门地而后贤才，此魏、晋之深弊，而历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于世禄与侧微，以今日视之，愚智所同知也；当是之时，虽魏孝文之贤，犹不免斯蔽。故夫明辩是非而不惑于世俗者诚鲜矣。

臣司马光曰：选拔举荐人才的制度，先门第而后贤才这是魏、晋时期的一大弊端，然而历代相因袭，莫能改变。君子与小人之别，不在于出身世禄之家与布衣贫贱之别，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愚者和智者都能认识到的，然而，在当时，虽然以北魏孝文帝之贤，犹不能免于这一偏见。所以，能明辩是非而不受世俗之见影响人的实在是稀少啊！

臣光曰：夫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人君所以驭臣之大柄也。是故先王之制，虽有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议于槐棘之下，可赦则赦，可宥则宥，可刑则刑，可杀则杀；轻重视情，宽猛随时。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则不然，勋贵之臣，往往豫许之以不死；彼骄而触罪，又从而杀之。是以不信之令诱之使陷于死地也。刑政之失，无此为大焉！

臣司马光曰：给予或剥夺爵位、俸禄，掌管生杀予夺之权力，这是做皇帝的人驾驭臣下们的重要手段，所以先王们裁定的制度，虽然有亲、故、贤、能、功、勤、宾等所谓“八议”，但是如果臣下犯有罪行，并不直接赦免，而一定要通过刑法部门来商议，可以赦免则赦免，可以宽大则宽大，可以判刑则判刑，可以诛死则诛死，惩罚的轻与重根据实情而定，处理的宽与严随时机而有所不同。因此，国君得以施行仁恩而又不失其威严，臣子们既可以得到免罪而又不敢以此自恃。到了北魏却不是这样了，对于功勋显贵的大臣，往往预先许诺以终生不被处死，但是其人因此而自骄，触法犯罪，则又被处死。这正是以言而无信的允诺诱惑其人，使他陷于死地。刑法政治的失误过错，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臣光曰：宏为将则覆三军，为臣则涉大逆，高祖贷其死罪矣。数旬之间，还为三公，于兄弟之恩诚厚矣，王者之法果安在哉！

臣司马光曰：萧宏作将领则覆没三军，作臣子则有大逆不道之涉，梁武帝饶恕他的死罪是可以的，但是几十天里，又重新让他位列王公，这从兄弟的恩情讲是非常诚厚的了，可是帝王的法度又在哪里呢？

臣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销祸于未萌，制胜于无形。魏肃宗既不能用，及乱生之后，曾无愧谢之言，乃更以为崇罪，彼不明之君，乌可与谋哉！《诗》云：“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是之谓矣。

臣司马光曰：李崇的上表，是为了消除祸乱于未发之时，制敌取胜于无形之中。魏孝明帝既不能采纳他的建议，到祸乱产生之后，不但没有半点愧谢之言，反而更把这认为是李崇的罪过，那个不明智的君主，怎么可以同他谋事呢！《诗经》云：“听到美言便应对，闻诵诗书则陶醉，良善之言不采用，反责我等行逆罪。”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臣光曰：湛僧智可谓君子矣！忘其积时攻战之劳，以授一朝新至之将，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长，功成不取以济国事，忠且无私，可谓君子矣！

臣司马光曰：湛僧智可说是一个君子啊！能忘掉自己长期攻战的劳苦，把受降之事让给梁朝新到的将领，知道自己的短处，不掩没他人的长处，功成而不取以成就国家大事，忠而无私，可以称为君子呀！

臣光曰：君子之于正道，不可少顷离也，不可跬步失也。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爱，一染嫌疑之迹，身以忧死，罪及后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涤，可不戒哉！是以诡诞之士，奇邪之术，君子远之。

臣司马光曰：君子之于正道，不能稍微有所偏离，也不能有半步过失啊。以昭明太子这样的仁孝之子，以梁武帝这样的慈爱之君，一旦产生了一点嫌疑，不但太子因忧而致死，而且祸害延及后代子孙。昭明太子本为求吉反而得凶，以致无法洗刷自己的冤屈，人们能不深深引以为戒么！所以对于那些诡诈怪诞之徒，奇异邪佞之术，君子要远远地离开。

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终也，宜哉！夫人君听纳之失，在于丛脞；人臣献替之病，在于烦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万机之本，忠臣陈大礼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劳而收功远，言至约而为益大也。观夫贺琛之谏未至于切直，而高祖赫崐然震怒，护其所短，矜其所长；诘贪暴之主名，问劳费之，条目，困以难对之状，责以必穷之辞。自以蔬食之俭为盛德，日昃之勤为至治，君道已备，无复可加，群臣箴规，举不足听。如此，则自馀切直之言过于琛者，谁敢进哉！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绝祀，为千古所闵笑，岂不哀哉！

臣司马光曰：梁武帝不得善终，是应该的。国君之所以在听取意见，接纳进谏方面出现过失，就是因为只注意了琐碎细小的事情而没有雄才大略。大臣进谏时所犯的毛病，也在于烦琐。因此贤明的君主要抓住最主要的问题以驾驭万事的根本，忠心的大臣要陈述大的方针政策来劝阻君主想得不对的地方，所以作为君主不需亲自动手操劳，就能取得大的功效，作为大臣说得简明扼要便收到很大的效益。纵观贺琛的进谏，可以说还未达到直言极谏的地步，而梁武帝却已经勃然大怒，袒护自己的短处，夸耀自己的长处。质问贺琛贪婪暴虐的官吏名字，追问徭役过重、费用铺张的具体项目，用难以回答的问题来困扰他，用无法对答的言辞来责备他。梁武帝自认为每顿饭只吃蔬菜的节俭作风是极大的美德，忙到太阳偏西才吃饭这种勤勉的工作态度是最好的治国办法，为君之道他已具备，再没有什么需要增加的了，对于大臣的规劝，认为全不值得去听取。象这样，那么其余比贺琛的进谏更恳切、直率、激烈的话，谁还敢去对他说呢！因此，奸佞小人在眼前也视而不见，重大决策颠倒错误也不知道，声名受辱，自身危亡，国家颠覆，祭祀断绝，被千古人怜悯讥笑，难道不很悲哀吗？

臣光曰：夫人臣之事君，宜将顺其美，正救其恶。孔奂在陈，处腹心之重任，决社稷之大计，苟以世祖之言为不诚，则当如窦婴面辩，袁盎延争，防微杜渐以绝觊觎之心。以为诚邪，则当请明下诏书，宣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无楚灵之恶。不然，谓太子嫡嗣，不可动摇，欲保辅而安全之，则当尽忠竭节，如晋之荀息，赵之肥义。柰何于君之存，则逆探其情而求合焉；及其既没，则权臣移国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奸谀之尤者，而世祖谓之遗直，以托六尺之孤，岂不悖哉！

臣司马光曰：作为臣子服事君主，应该顺随他做得对的好事，以匡正补救他做得不对的坏事。孔奂在陈朝，负有心腹大臣的重任，决定国家的大计，假如认为陈文帝的话不是真心实意，就应当像窦婴那样当面辩论，像袁盎那样在朝延上力争，在错误或坏事萌芽的时候及时制止，不使它发展，杜绝非分企图之心。如果认为真心实意，就应当请皇帝明下诏书，向中外宣布，可以使陈文帝有宋宣公舍子立弟的美德，陈宣帝无楚灵王杀兄自立的恶行。不然，说太子是嫡系王位继承人，不能动摇，要辅佐他，使他没有危险，就应当尽忠全节，像晋国的荀息，赵国的肥义那样。奈何在君主活着时，预先猜度他的想法而迎合他；等到君主死后，权臣篡国而不能挽救，继位的君主失位时而不能殉节去死！这就是奸诈奉承到了极点的人，而世祖说他们有古代直道而行的遗风，托付他们辅助未成年而继位的君主，岂不荒谬！

臣光曰：赏有功，诛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异国，漏泄大谋，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赐谦，使之复怨，失政刑矣！孔子谓以德报怨者何以报德。为谦者，宜辞而不受，归诸有司，以正典刑。乃请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则美矣，亦非公义也。

臣司马光曰：赏有功，诛有罪，这是君主的责任。高遵奉命出使异国，泄漏重大的机密，这就是叛臣；北周高祖不是自己下令加以处死，却把他送给伊娄谦，使他报复怨恨，有失刑赏的教化！孔子所说的以德报怨者用什么来报德，作为伊娄谦，应当推掉而不接受，把高遵送交官府，明正典刑。他却请求君主对高遵赦免以取得个人的好名声，美倒是美了，但并不符合公义。

臣光曰：周高祖可谓善处胜矣！他人胜则益奢，高祖胜而愈俭。

臣司马光曰：周武帝可以称得上善于对待胜利了！别人得到胜利后就更加奢侈，周武帝胜利后却更加节俭。

臣光曰：昔辛伯念周恒公曰：“内宠并后，外宠贰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国，乱之本也。”人主诚能慎此四者，乱何自生哉！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争，孤弱之易摇，曾不知势钧位逼，虽同产至亲，不能无相倾夺。考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臣司马光曰：从前辛伯劝告周桓公说：“内宠姬妾地位与皇后相等；外宠重臣与皇帝一样也可发号施令；庶子与嫡子相匹敌；大的都城与国家的势力相匹敌。这都是动乱的根本原因。”作为人主如果真能在这四方面慎重从事，动乱怎么能自动发生呢？隋文帝只知嫡、庶之分容易出现纷争，皇室的地位孤立微弱容易动摇，却不懂得诸王的势力与皇帝势均力敌就会危逼皇位。虽然一母至亲骨肉，也不能免于相互倾轧夺权。考察辛伯的这些话，文帝只吸取了一点而丢掉了另外三点啊！

臣光曰：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司马光曰：将嫡长子立为太子，是礼制的正常法则。然而，高祖之所以拥有天下，完全是由于李世民的功劳。隐太子李建成平庸低劣，却位居李世民之上，所处的地位易生嫌猜，所拥有的权力相互威胁，兄弟二人必然不能相容。假如高祖有周文王的明智，隐太子李建成有泰伯的贤达，太宗有子臧的节操，变乱又会从哪里产生出来呢！既然不能如此，太宗这才打算等待李建成首先发难，然后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样说来，太宗也是出于不得已，尚且算是做得较好的了。接着，李世民被各位下属施加压力，于是导致宫廷门前发生了流血事件，对自己的同胞兄弟白刃相加，为后世所讥剌，真是太可惜了！一般说来，创立基业传给后世的君主，是子孙后代学习的典范，后来中宗、玄宗、肃宗、代宗的帝位传承，能不是在对太宗的指顾与效法中找到借口的吗！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

臣司马光曰：古人说过：君主贤明则臣下敢于直言。裴矩在隋朝是位佞臣而在唐则是忠臣，不是他的品性有变化。君主讨厌听人揭短，则大臣的忠诚便转化为谄谀；君主乐意听到直言劝谏，则谄谀又会转化成忠诚。由此可知君主如同测影的表，大臣便似影子，表一动则影子随之而动。

臣光曰：“臣闻垂能目制方圆，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规矩而已矣。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礼乐而已矣。礼者，圣人之所履也；乐者，圣人之所乐也。圣人履中正而乐和平，又思与四海共之，百世传之，于是乎作礼乐焉。故工人执垂之规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执五帝、三王之礼乐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违世已久，后之人见其礼知其所履，闻其乐知其所乐，炳然若犹存于世焉，此非礼乐之功邪！

司马光曰：我听说古代巧匠垂能够用眼睛测方圆，用内心量曲直，但是不能将自己的技术传给别人，他能够传授给别人的，必定是圆规曲尺罢了。古代圣人不费力而能切中事物的道理，不深思而能获得治国之道，但却不能传授给别人，所能传授的，一定是礼、乐罢了。礼，是圣人所躬亲实践的；乐，是圣人所喜爱的。圣人遵行正道而喜爱谐和，又想与天下人共同遵行，使之传留百世，于是便制作礼乐。所以工匠手拿垂所传授的圆规曲尺去制作器物，这也就是垂的功劳了；君主用五帝三王的礼乐来治理国家，这也就是五帝三王的政治了。五帝三王离今世已很久远，后代人们看见他们的礼而知道他们的行止，听到他们的乐而知道他们的喜好，昭昭然如同仍存在于当世，这不是礼乐的功劳吗？

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以杜祸乱之原，可谓能远谋矣！

臣司马光曰：唐太宗并不将天下重任私与所偏爱的人，以此来杜绝祸乱的根源，可称得上是深谋远虑呀！

臣光曰：孔子称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审知薛延陀不可妻，则初勿许其婚可也；既许之矣，乃复恃强弃信而绝之，虽灭薛延陀，犹可羞也。王者发言出令，可不慎哉！

臣司马光曰：孔子说宁可去掉食物和军队，但是不可以丢弃信用。唐太宗深知不能与薛延陀通婚，则当初不答应与其成亲即可以了，既然答应薛延陀，又依仗强势背信弃义回绝对方，这样即使灭掉了薛延陀也足可羞愧。君王发号施令，能不慎重吗？

臣光曰：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晚节获以奢败；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可不慎哉！

臣司马光曰：“唐明皇即位之初，励精图治，能这样严格要求自己、这样节俭，可到晚年仍然由于奢侈导致国家败落；奢靡之风对于人的腐蚀实在是太厉害了！《诗经》上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对此怎么可以不慎之又慎呢！

臣光曰：日食不验，太史之过也；而君臣相贺，是诬天也。采偶然之文以为符命，小臣之谄也；而宰相因而实之，是侮其君也。上诬于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贤，犹不免于是，岂不惜哉！

臣司马光曰：日食应该出现却没有出现，是太史工作的失误；而君臣为此而相互称贺，则是诬蔑上天。搜求偶然出现的文辞作为帝王受命于天的符瑞，是小臣对君主的阿谀奉承；而宰相接着将它坐实，则是亵渎了他的君主。以唐明皇的英明，姚崇的德才兼备，仍然不能免于出现这种诬蔑上天、亵渎君王的行为，岂不令人感到可惜！

臣光曰：昔鲍叔之于管仲，子皮之于子产，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贤而下之，授以国政；孔子美之。曹参自谓不及萧何，一遵其法，无所变更；汉业以成。夫不肖用事，为其僚者，爱身保禄而从之，不顾国家之安危，是诚罪人也。贤智用事，为其僚者，愚惑以乱其治，专固以分其权，嫉以毁其功，愎戾以窃其名，是亦罪人也。崇，唐之贤相，怀慎与之同心戮力，以济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怀慎之谓矣。

臣司马光曰：春秋时期齐国的鲍叔牙对于管仲，郑国的子皮对于子产，都是前者职位在后者之上，因为了解后者的贤能而甘居其下，将治理国家的大权交给他们，这种做法受到了孔子的赞赏。汉朝丞相曹参自认为才能不及萧何，因而完全奉行萧何制定的法度，不加任何修改，汉家的功业即因此而得以成就。如果不贤的人当权，作为他的僚属，为了苟全性命保有禄位，无原则地秉承上司的旨意行事，不顾国家的安危得失，这种人真是国家的罪人。如果贤良明智的人当权，作为他的僚属，用欺诈蛊惑来扰乱他的布署，用独断固执来削弱他的权力，用百般嫉妒来诋毁他的功绩，用执拗乖僻来窃取他的名望，这种人也是国家的罪人。姚崇是唐朝的贤相，卢怀慎与他齐心协力，以成就唐明皇太平盛世的基业，对他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呢！《尚书·秦誓》上说：“如果有一位臣子，一心守善而没有什么其他的本领，他的心地宽广休美，能够容人容物。别人有了本事，就好像是他自己的本事一样；别人才能出众，他能做到不仅口中常常加以称道，而且真正能从内心里喜欢上这个人。这是能容人的人，用他安定我的子孙臣民，则我的子孙臣民是能得到好处的啊。”这段话所说的就是象卢怀慎这样的人。

臣光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门艺以忠获罪，自归天子；天子当察其枉直，赏门艺而罚武艺，为政之体也。纵不能讨，犹当正以门艺之无罪告之。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艺，恩不能庇门艺，顾效小人为欺诳之语以取困于小国，乃罪鸿胪之漏泄，不亦可羞哉！

臣司马光曰：帝王之所以能使四方小国敬服，靠的是威望和信誉。大门艺因为忠诚而获罪，只好独自归附大唐天子；唐天子理应明察事情的曲直，奖赏大门艺，惩罚大武艺，这是治理政事的根本原则。对大武艺纵然不能讨伐，也应当严正地告诉他大门艺无罪。如今，唐玄宗的威望不能使大武艺降服，恩泽又不能庇护大门艺，只是效法小人说一些欺诈骗人的话，以至在小国面前陷入窘困的境地，却怪罪鸿胪寺的官员泄漏秘密，这不也应该感到羞耻吗！

臣光曰：经纬天地之谓文，戡定祸乱之谓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称圣人，未之有也。故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伊尹、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子虽不试，犹能兵莱夷，却费人，曰“我战则克”，岂孔子专文而太公专武乎？孔子所以祀于学者，礼有先圣先师故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者，岂太公得与之抗衡哉！古者有发，则命大司徒教士以车甲，股肱，决射御，受成献，莫不在学。所以然者，欲其先礼义而后勇力也。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若专训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礼义，奚所不为矣！自孙、吴以降，皆以勇力相胜，狙诈相高，岂足以数于圣贤之门而谓之武哉！乃复诬引以偶十哲之目，为后世学者之师；使太公有神，必羞与之同食矣。

臣司马光曰：经天纬地，叫做文才；戡乱定祸，叫做武略。自古以来，不兼备这两者而被称为圣人的，从来没有过。所以黄帝、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伊尹、周公没有一个是没有征伐之功的。孔子虽然没有亲自尝试过率兵打仗，但他还能命令鲁国战士攻击莱夷人，又派兵击退费人，并且说：“我如果打仗，定能取得胜利。”难道孔子的专长只是文才，而姜太公的专长只是武略吗？孔子之所以被学者所祭祀，是因为礼仪中有先圣先师的缘故。有史以来，还没有过像孔子那样的人，姜太公怎么能跟他相提并论呢！古时候有军师派兵出征，就命令大司徒教士兵如何乘兵车、穿铠甲，裸露大腿、手臂，比赛射箭和驾驭战车，接受已定的计谋，进献敌人的耳朵，这些全在学宫里进行。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让他们把礼义放在首要地位把勇力放到次要地位。君子有勇无义会犯上作乱，小人有勇无义会当强盗；如果只专门训练他们增强勇力，却不使他们知晓礼义，那么他们什么事做不出来呀！从孙武、吴起以下，都是凭借勇力取胜，以诡诈为高明，这怎么足以算在圣贤之门，而且说成是有武略呢？又无中生有地把这些人硬拉到一起以凑成十位先哲的数目，让他们作后世学者的先师，假如太公有在天之灵，一定会以和这些人在一起受祭而感到羞耻。

臣光曰：圣人以道德为丽，仁义为乐；故虽茅茨土阶，恶衣菲食，不耻其陋，惟恐奉养之过以劳民费财。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后患，殚耳目之玩，穷声技之巧，自谓帝王富贵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后无以逾，非徒娱已，亦以夸人。岂知大盗在旁，已有窥窬之心，卒政銮舆播越，生民涂炭。乃知人君崇华靡以示人，适足为大盗之招也。

臣司马光曰：圣人都以道德为美，以仁义为乐；所以他们虽然住在以茅草作顶，黄土为台的房屋中，穿粗糙的衣服，吃菲薄的饭食，但不以简陋为耻，只是担心自己生活太奢侈而劳民伤财。唐玄宗自认为天下太平，想不到会有后患，遍享耳目的欢娱，极尽歌舞精巧，认为帝王富贵都不如他，想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只是娱乐自己，也借以向他人炫耀。却不知道强盗就在身旁，觊觎着帝王的宝座，以致最后落得仓皇出逃，生灵涂炭。由此可知，君王如果一味地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并向他人夸耀，只能招来强盗。

臣光曰：为人臣者，策名委质，有死无贰。希烈等或贵为卿相，或亲连肺腑，于承平之日，无一言以规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苟容以窃富贵；及四海横溃，乘舆播越，偷生苟免，顾恋妻子，媚贼称臣，为之陈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马之不如。傥各全其首领，复其宫爵，是谄谀之臣无往而不得计也。彼颜杲卿、张巡之徒，世治则摈斥外方，沈抑下僚；世乱则委弃孤城，齑粉寇手。何为善者之不幸而为恶者之幸，朝廷待忠义之薄而保奸邪之厚邪！至于微贱之臣，巡徼之隶，谋议不预，号令不及，朝闻亲征之诏，夕失警跸之所，乃复责其不能扈从，不亦难哉！六等议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臣司马光曰：身为君主的臣下，既然接受了君王的任命，委身于国家，就应该死心塌地，忠贞不二。而陈希烈等人，有的贵为王侯将相，有的是皇亲国戚，在天下太平之时，没有一个人进言规劝皇帝的过失，挽救国家的危机，只是一味地迎合时势，以图富贵。等到安禄山反叛，天下大乱，皇帝远出避难，他们却贪生怕死，顾恋家室，卖身投靠，媚贼称臣，为叛逆安禄山出谋划策，这样无耻的行为，连犬马都不如，为屠夫酤酒商贩之辈所不齿。如果再保全他们的生命，恢复他们的官爵，就会使那些阿谀奉承之徒得势于天下。而如颜杲卿、张巡这样的忠臣，太平之世被排挤于朝廷之外，居身贱职；天下大乱之时被弃之于孤城之中，最后惨死于敌手。世道为什么会使善人如此不幸，恶人如此幸运！朝廷为什么对待忠义之士是如此刻薄，而对奸邪之徒竟如此宽厚！至于那些地位低贱的小臣，巡逻传令的奴仆，因为没有参预谋划，也没有得到命令，早晨才听说皇帝亲征的诏书，晚上就不知道皇帝的行在，却责备怪罪他们不能护驾，岂不是太苛刻了吗！对于投敌叛变的官吏按照六等定罪，是必要的，唐肃宗又有什么可悔恨的呢！

臣光曰：夫民生有欲，无主则乱。是故圣人制礼以治之。自天子、诸侯至于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伦，若纲条之相维，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其在《周易》，“上夫、下泽，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谓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己也。苟或舍之，则彼此之势均，何以使其下哉！

臣司马光曰：天下的民众都有欲望，如果没有君主，就会大乱。所以圣人制定礼来治理国家。从天子、诸侯以至公卿、大夫、官吏、百姓，使他们尊卑有分别，大小有次序，就如网在纲上，有条而不紊，如手臂驱使手指，无不服从，只有这样，百姓才会服事他们的上层，在下层的人才不会有觊觎之心。《周易》说：“天尊在上，湖卑处下，这是履卦。”象辞说：“君子以此分辨上尊下卑，端正民众的意志。”这就是上面所议论的意思。凡是作君主的，所以能够控制他的臣民，是因为驾驭臣民的八种权柄掌握在自己手中。假如舍弃这八种权柄，那么君臣上下就会势均力敌，还怎么来统治臣下呢！

臣光曰：君子耻食浮于人；之辞禄，廉耻存焉，与夫固位贪禄者，不犹愈乎！《诗》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如者，亦未可以深讥也。

臣司马光曰：君子以多受人家的食禄为耻；常辞掉俸禄，表明他还知廉耻，与那些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贪图俸禄的人相比，难道不好些吗！《诗经》说：“那些大人先生啊，还不是不劳而食。”象常这样的人，也不可以过份地讽刺。

臣光曰：臣闻用人者，无亲疏，新故之殊，惟贤、不肖之为察。其人未必贤也，以亲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贤矣，以亲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贤，固非一人所能尽也，若必待素识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遗亦多矣。古之为相者则不然，举之以众，取之以公。众曰贤矣，己虽不知其详，姑用之，待其无功，然后退之，有功则进之；所举得其人则赏之，非其人则罚之。进退赏罚，皆众人所共然也，己不置豪发之私于其间。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遗贤旷官之足病哉！

臣司马光曰：我听说用人者，没有亲疏、新故之别，只考察贤能和不肖。有的人未必是贤人，如果以亲朋故友的关系而被录用，这当然是不公道的；假如是贤人，因为亲朋故友关系被舍去，也是不公道的。天下的贤人，当然不是一个人所能收尽的，如果一定等待平素认识，熟知他的才干德行再录用，那么所遗漏的贤人也就很多了。古代担任宰相的就不是这样。他让公众来推举，以公正来录用。公众说这是贤人，自己虽然不了解详细情况，但暂时任用他，等到他没有功绩再将他辞退，有功绩就提拔。所推举的是贤人就奖赏他，不是贤人就惩罚他。晋升和辞退，奖赏和惩罚，都是大家所公认的，自己在中间没有丝毫的隐私。假如以这样的用心付诸行动，又有什么遗漏贤人和缺官的毛病呢！

臣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难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泽壅而不下达，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故君勤恤于上而民不怀，民愁怨于下而君不知，以至于离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猎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载之遇也。固当按有司之废格诏书，残虐下民，横增赋敛，盗匿公财，及左右谄谀日称民间丰乐者而诛之；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矜困穷，伸冤滞，则太平之业可致矣。释此不为，乃复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徭赋乎！

臣司马光曰：唐德宗真是太难以醒悟了！自古以来，人们所担忧的，是君主的恩泽壅塞着，不能传达到下面去，小民的情绪郁结着，不能通报到上边来。所以，君主在上面忧心怜恤，但百姓并不归向；百姓在下面忧愁怨苦，但君主并不晓得，终于导致百姓流离反叛，国家倾危败亡，大约道理就在于此。幸亏德宗因打猎得以来到百姓家中，正赶上赵光奇敢进直言，又了解民间的疾苦，这真是千载难逢的际遇啊。唐德宗本来应当查处有关部门搁置诏书，残酷地侵害百姓，横暴地增加赋税，盗窃和隐没公家资财的情况，以及自己周围那些天天称道民间丰熟喜乐的阿谀奉承之徒，将他们诛而杀之；然后洗除杂念，改变计虑，刷新朝政，摒弃浮华的装饰，废除空洞的具文，谨饬号令，勉励诚信，审察真伪，辨别忠奸，哀怜困穷，昭雪冤屈，天下太平的业绩便可以实现了。然而，唐德宗丢开这些不肯去做，却去免除赵光奇一家的赋役。然而，四海广大，百姓众多，又怎能人人都亲自向天子讲明情况，户户都得以免除徭役与赋税呢！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为家，天下之财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财以养天下之民，己必豫焉。或乃更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贫不学俭。夫多财者，奢欲之所自来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丰其私财，财丰则欲滋矣。财不称欲，能无求乎！是犹启其门而禁其出也！虽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臣司马光曰：君主把整个天下当作自己的家，天下的资财都是他所拥有的。使天下的资财繁盛起来，以赡养天下的百姓，自己也一定是快乐的。有的君主竟然还要经营私人储藏，这是凡夫的鄙下的志趣。古人说过：贫穷的人不用学节俭而节俭的品德自然具备。一般说来，富有资财，是产生奢侈的欲望的根源。李泌打算消弭德宗的欲望而充实他的私人资财，资财充实了，欲望便也滋长起来了。资财不能满足欲望，怎么能够没有需索呢！这就象打开大门而禁止出行一样啊！虽然说德宗是有许多偏执之处的，但也由于李泌出任他的宰相所做的事情并不符合正道的原故啊。

臣光曰：《春秋》书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于申。彼列国也，孔子犹深贬之，恶其诱讨也，况为天子而诱匹夫乎！

臣司马光曰：《春秋》记载楚子虔在申诱杀蔡侯般，这件事虽然是发生在诸侯国之间，但孔子仍然深加贬责，因为孔子憎恶楚子虔使用诱杀这种不仁道的手段来消灭自己的政敌。诸侯国之间相互诱杀尚且不仁，何况作为天子而诱杀自己的将士呢！

臣光曰：昔者圣人顺天理、察人情，知齐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师长以正之；知群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诸侯以制之；知列国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统之。天子之于万国，能褒善而黜恶，抑强而扶弱，抚服而惩违，禁暴而诛乱，然后发号施令而四海之内莫不率从也。《诗》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载义藩屏大臣，有功于国，无罪而志诚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无所问，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则是将帅之废置杀生皆出于士卒之手，天子虽在上，何为哉！国家之有方镇，岂专利其财赋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术耳，岂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臣司马光曰：过去，圣人顺应天理，体察民情，知道天下的百姓不能相互治理，所以，设置官吏进行统治；知道群臣百官之间不能相互指使，所以建置诸侯加以控制；知道诸侯国之间不能相互顺服，所以设立天子进行统辖。天子对于天下的诸侯各国来说，能够表彰善良而贬斥邪恶，抑制强暴而扶持弱小，禁止暴虐而诛讨叛乱，然后发号施令，天下各地无不顺从。所以，《诗经》说：“我们圣明的天子，之所以勤勉不懈，都是为了治理好国家。”李载义是堂堂的节度使，对国家曾立有战功，无罪而被杨志诚无端驱逐，这种不轨行为，作为天子，应当严惩不贷。如果坐视不问，反而将幽州节度使的职务授予他，那么，藩镇将帅的废立生杀大权就都出于士卒的手，天子虽然高高在上，又有什么用呢！国家设置藩镇，难道就是让他们擅自据有当地的财赋吗？像牛僧孺这样的处置办法，不过是姑息藩镇，以求苟且偷安罢了，怎能说是作为国家的宰相而辅佐天子治理天下的正道呢？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从，俊良在位，佞邪黜远，礼修乐举，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戢，诸侯顺附，四夷怀服，家给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血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而僧孺谓之太平，不亦诬乎！当文宗求治之时，僧孺任居承弼，进则偷安取容以窃位，退则欺君诬世以盗名，罪孰大焉！

臣司马光曰：君主圣明而臣下忠正，上司发令而下司服从；德才兼备的人被委以重任，而奸邪小人被黜贬流放；国家的礼乐制度都能严格遵守执行，刑罚清明，政令平允；犯上作乱的行为都被清除干净，国家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地方诸侯无不服从朝廷诏令，周边夷族都被安抚而顺服，百姓家给人足，这就是天下太平的景象。然而，就在唐文宗和宰相讨论什么是天下太平的时候，宦官专权，在宫廷中胁迫皇上，却未能黜贬流放。藩镇叛乱，在朝廷外凌辱皇上，却未能讨伐制服。士卒驱逐杀害主帅，抗拒朝廷命令而自立为节度使，却未能严加斥责。战乱连年不断，征税天天紧急。原野中横遍男人的尸骨和鲜血，村庄里不见女人的踪影。牛僧孺却认为这就是天下太平，难道不是在公然欺骗吗！当唐文宗孜孜不倦地励精图治的时候，牛僧孺身为宰相，被擢拔时苟且偷安、阿谀奉迎以便窃取宰相的职位，辞职时又欺骗皇上，诬蔑时事以便盗取名声，他的罪行实在是太大了！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进贤退不肖，其处心也公，其指事也实；小人誉其所好，毁其所恶，其处心也私，其指事也诬。公且实者谓之正直，私且诬者谓之朋党，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赏，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则朋党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则不然。明不能烛，强不能断；邪正并进，毁誉交至；取舍不在于己，威福潜移于人。于是谗慝得志而朋党之议兴矣。

臣司马光曰：君子和小人之间不能相容，就像冰和炭火不能放在同一个器具中相处一样。所以，如果君子执政，就排斥小人；小人得势，就排斥君子，这是很自然的道理。然而，君子提拔德才兼备的人，撤免庸俗无能的人，办事出于公心，实事求是；而小人则阿谀奉迎，投其所好，毁其所恶，办事出于私心，捏造事实。办事出于公心，实事求是的人被称为正直的君子；而办事出于私心，捏造事实的人则被称为朋党。究竟是正直的君子还是朋党，关键在于君主认真辨别。所以，凡是英明的君主执政，根据国家的需要而设置不同的职位，根据官员的才能大小授予他们不同的职务。对于有突出政绩的官员，加以提拔赏赐；有严重罪行者，则撤免惩罚。既不被奸臣的谗言所迷惑，也不因他们的花言巧语而改变自己的主见，如能这样做，朋党又怎么能够产生呢？凡是昏庸的君主执政，则恰恰相反。他们既不能明辨是非，处理问题又优柔寡断，以致奸邪小人和正人君子都被任用。朝廷的大政方针自己不能作主，决策权渐渐移到他人手中。于是，奸邪小人得志猖狂，朝廷中必然出现朋党。

臣光曰：论者皆谓涯、有文学名声，初不知训、注之谋，横罹覆族之祸。臣独以为不然。夫颠危不扶，焉用彼相！涯、安高位，饱重禄；训、注小人，穷奸究险，为取将相。涯、与之比肩，不以为耻；国家危殆，不以为忧。偷合苟容，日复一日，自谓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无祸，则奸臣孰不愿之哉！一旦祸生不虞，足折刑，盖天诛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臣司马光曰：凡是谈论甘露之变的人都认为，王涯、贾在文学方面享有声誉，他们开始并不知道李训、郑注企图诛除宦官的密谋，但最后却意外地惨遭灭族的灾难。我却不以为然。作为宰相，当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候，不能奋起而救危扶难，还要宰相有什么用呢？王涯、贾安然居于朝廷的崇高职位，领取优厚的俸禄。而李训、郑注都是小人，依靠施展奸邪和阴险的才能，才窃取节度使和宰相职务的。王涯、贾和他们一起共事，不以为耻；国家危难，不以为忧；苟且偷安，一天接着一天。自以为获得保护自己的万全良策，没有人能和自己相比。如要百官人人都像他们这样尸位素餐，而不遭受灾祸，那么，奸臣谁不愿意如此呢！然而，一旦发生意想不到的灾难，就不免家破人亡。我认为，他们是被上天所诛杀，仇士良怎么能够轻易族灭他们全家呢！

臣光曰：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臣以为昔荀吴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吴弗许，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使鼓人杀叛者而缮守备。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况天子乎！譬如邻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劝其兄归之，或劝其弟攘之，劝归者曰：“攘之不义也，且致讼。”劝攘者曰：“彼尝攘吾羊矣，何义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观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见矣。

臣司马光曰：以往凡谈论维州事件的人，都对维州究竟应当夺取还是丢弃而感到疑惑，不能判断牛僧孺和李德裕之间的是非曲直。我认为，过去春秋的时候，荀吴有一次围攻鼓城，城中有人请求举城投降，荀吴不许，他说：“如果我国有人举城叛变，我肯定痛恨他们；但别国的人举城叛变而投降我，我怎么能反而喜欢他们呢！我不能因为想夺取鼓城就容纳他们的奸谋。”于是，纵使鼓人杀掉叛变的人，并让他们加强防守。当时，唐朝和吐蕃签订长庆盟约不久，就接纳吐蕃维州守将的归降。从国家的利益来说，夺取维州的事小，而遵守盟约的信义为大；从吐蕃对国家危害的程度来说，也是维州稍缓而关中最为紧迫。那么，从唐朝来说，究竟利益和信义、维州和关中，哪方面更重要呢？悉怛谋降唐，从唐朝方面说，他这样做是向化；但从吐蕃方面说，则不免为叛臣。因此，他被诛杀，又有什么理由值得同情呢！同时，李德裕所考虑的是国家的利益，而牛僧孺所考虑的则是国家的信义。即使老百姓对见利忘义的行为都以为耻，何况一个国家的天子！打个譬喻来说，如果邻居家的牛丢了，跑到自己家里，有人劝这家人的哥哥把牛还给邻居，有人劝他的弟弟把牛留下。劝还的人说：“留下来不仁义，而且可能被人告发。”劝留的人说：“邻居过去曾偷过我的羊，对他还拘泥什么仁义！牛是大牲畜，卖了可以使家里富裕。”对于牛僧孺和李德裕争论维州事件的是非曲直，由此最终可以作出明确的判断了。

臣光曰：“董重质之在淮西，郭谊之在昭义，吴元济、刘稹，如木偶人在伎儿之手耳。彼二人始则劝人为乱，终则卖主规利，其死固有余罪。然宪宗用之于前，武宗诛之于后，臣愚以为皆失之。何则？赏奸，非义也；杀降，非信也。失义与信，何以为国！昔汉光武待王郎、刘盆子止于不死，知其非力竭则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岂非助乱之人乎？而光武不杀；盖以既受其降，则不可复诛故也。若既赦而复逃亡叛乱，则其死固无辞矣！如谊等，免死流之远方，没齿不还，可矣；杀之，非也！

臣司马光曰：唐宪宗时董重质在淮西叛乱，今郭谊又在昭义叛乱，其淮西镇主吴元济和昭义镇主刘稹，实际上如木偶在耍把戏人的手掌上。董重质、郭谊二人起初劝主人作乱，最后又都卖主谋求私利，处死他们当然是死有余辜。然而，唐宪宗任用董重质在前，唐武宗诛杀郭谊在后，二者处置却截然不同，谁是谁非？我虽然愚钝，但认为以上两种处置都有不当。为什么这样说呢？唐宪宗赏赐奸贼董重质，是不义；唐武宗杀死已降的郭谊，是不守信用。先去义和信，如何能治好国家！过去汉光武帝刘秀对待向他投降的王郎、刘盆子，仅止于不死，除留他们一条命外，没有任何赏赐，这是因为汉光武帝知道王郎、刘盆子不到穷途末路，力竭不能抵抗时，是不会投降的。另外樊崇、徐宣、王元、牛邯这帮人，岂能说他们不是助纣为乱之人？而光武帝刘秀也不杀他们，大概是因为既已接受他们的投降，就不可再诛杀他们的缘故。如果他们不知恩义，既已受到赦免不死，却又逃亡叛乱，那么，再行诛杀他们也没什么好说的！而如果唐武宗对待郭谊等人，免他们死罪，流放到远方，到老也不让他们归还，不是也可以吗！将他们一古脑儿全杀死，实在是不对的！

臣光曰：宦官用权，为国家患，其来久矣。盖以出入宫禁。人主自幼及长，与之亲狎，非如三公六卿，进见有时，可严惮也。其间复有性识儇利，语言辩给，伺候颜色，承迎志趣，受命则无违忤之患，使令则有称惬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烛知物情，虑患深远，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则近者日亲，远者日疏，甘言卑辞之请有时而从，浸润肤受之诉有时而从。于是黜陟刑赏之政，潜移于近习而不自知，如饮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赏之柄移而国家不危乱者，未之有也。

臣司马光曰：宦官当权，成为国家祸患，由来已久了。大概因为宦官经常出入皇宫，君主从小到大，与他们亲近狎昵，不像三公六卿，进见有一定的时间，有威严畏惧。宦官中间又有的性情乖巧，言语敏捷，察颜观色，迎合君主的志向兴趣，这样，接受命令就没有违逆抵触的顾虑，使唤差遣就有称心满意的效果。如果不是圣明的君主，洞察事物的情理，考虑祸患的深远，除了侍奉以外，不委任宦官掌管事务，那么，近在内宫的宦官就会一天天地亲近，远在外朝的百官就会一天天地疏远，君主就会时常应允甜言卑辞的请求，听从逐渐渗透的诉说。于是，降革升迁、刑罚奖赏的国家政令，就无形中转由亲信宦官掌握而不能自知，如同饮美酒一样，喜好它的味道而忘记它能醉人了。所以降革升迁、刑罚奖赏的权力已经转移而国家不发生危险祸乱，是从来没有过的。

臣光曰：孙光宪见微而能谏，高从诲闻善而能徙，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国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国败家丧身之有。

臣司马光曰：孙光宪看到细微兆头而能够进谏，高从诲听到正确意见而能够改正，梁震功成之后而能够引退，自古握有国家大权的人能做到这样，还有什么亡国、败家、丧身的事情出现。

臣光曰：治国家者固不可无信。然彦之恶，三灵所不容，晋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杀母之罪，何损于信哉！

臣司马光曰：治理国家的人固然不可以不讲求信用。然而李彦的罪恶，天神地祗人鬼所不容。如果晋高祖赦了他背叛君主的过错，惩罚他杀母的罪行，有什么损害信用的呢！

臣光曰：违命者将也，士卒从将之令者也，又何罪乎！受而戮其将以谢敌，吊士卒而抚之，斯可矣，何必弃民以资敌国乎！

臣司马光曰：违背诏命的是将领，士兵是听从将领之令的，又有什么罪呢！接纳遣返而杀其将领用来回报敌国，同情士兵而安抚他们，这就可以了，何必要抛弃自己的子民去帮助敌国啊！

臣光曰：汉高祖杀幽州无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诱张琏而诛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众，信以行令，刑以惩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国！其祚运之不延也，宜哉！

臣司马光曰：后汉高祖杀害无辜的幽州士卒一千五百人，是不仁；引诱张琏投降而又杀死他，是不信；杜重威罪恶大却赦免了他，是不刑。仁用以团结大众，信用以执行命令，刑用以惩罚奸佞，失掉这三者，凭什么守卫国家！他的皇位不能延续，也是应该的！

臣光曰：天地设位，圣人则之，以制礼立法，内有夫妇，外有君臣。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贰；此人道之大伦也。苟或废之，乱莫大焉！范质称冯道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臣愚以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为女不正，虽复华色之美，织之巧，不足贤矣；为臣不忠，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何则？大节已亏故也。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

臣司马光曰：天地设置方位，圣人作为准则，用来制定礼仪、建立法律，家中有夫妇，家外有君臣。妇人随从丈夫，终身不能改变；臣子事奉君主，至死不二；这是为人之道的最大伦常。如果有人废弃它，祸乱莫过于此！范质称赞冯道德行深厚精研古道，才器雄伟度量宏大，虽然朝代变迁，人们也没有闲言，像大山屹立，不可转动！臣下我认为正派的女人不会跟从两个丈夫，忠诚的臣子不会事奉两位君主。做女人不正派，即使再有如花美貌，纺织巧手，也称不上贤惠；做臣子不忠诚，即使才智再多，政绩卓著，也不值得看重。什么缘故呢？因为大节已亏。冯道任宰相，历事五个朝代、八位君主，如同旅店看待过客，清晨是仇敌，傍晚成君臣，更换面孔、变化腔调，竟无一点羞愧，大节如此，即使有小善，哪里值得称道！

臣光曰：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臣司马光曰：像周世宗，可以称得上仁爱了，不吝惜自身而爱护百姓；像周世宗，可以称得上英明了，不为无益的东西来废弃有益的东西。

臣光曰：或问臣：五代帝王，唐庄宗、周世宗皆称英武，二主孰贤？臣应之曰：夫天子所以统治万国，讨其不服，抚其微弱，行其号令，壹其法度，敦明信义，以兼爱兆光民者也。庄宗既灭梁，海内震动，湖南马氏遣子希范入贡，庄宗曰：“比闻马氏之业，终为高郁所夺。今有儿如此，郁岂能得之哉？”郁，马氏之良佐也。希范兄希声闻庄宗言，卒矫其父命而杀之。此乃市道商贾之所为，岂帝王体哉！盖庄宗善战者也，故能以弱晋胜强梁，既得之，曾不数年，外内离叛，置身无所。诚由知用兵之术，不知为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群臣，以正义责诸国，王环以不降受赏，刘仁赡以坚守蒙褒，严续以尽忠获存在，蜀兵以反覆就诛，冯道以失节被弃，张美以私恩见疏；江南未服，则亲犯矢石，期于必克，既服，则爱之如子，推诚尽言，为之远虑。甚宏规大度，岂得与庄宗同日语哉！《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世宗近之矣。

臣司马光曰：有人问臣下，五代帝王之中，唐庄宗、周世宗都号称英武，两位君主中谁更贤明？臣下回答说：天子统治万方国家，讨伐不肯降服者，安抚微小虚弱者，实行其号令，统一其法度，敦厚信用、昭明大义，是用以兼爱亿万百姓的。唐庄宗灭亡梁以后，天下震动，湖南马殷派遣儿子马希范入朝进贡，唐庄宗说：“近来听人说马氏的家业，终将被高郁所夺取。如今他有这样的儿子，高郁怎么能得到马氏家业呢？”高郁是马氏的优秀辅佐大臣。马希范的哥哥马希声听说唐庄宗的话，结果假造他父亲的命令杀死了高郁。这只是街市中道路上的行商坐贾所干的事，哪里是帝王的风度啊！唐庄宗是个善于打仗的人，所以能以弱小的晋国战胜强大的梁国，但是取得梁国以后，居然不出几年，众叛亲离，没有安身之处。实在是因为只知用兵方术，而不知治理天下道理的缘故啊。周世宗以信用驾驭群臣，以正义要求各国，王环因不投降而受奖赏，刘仁赡因坚守不屈而蒙褒扬，严续因尽忠报国获得生存，后蜀士兵因朝三暮四而被杀戮，冯道因丧失臣节被遗弃，张美因私人恩惠而被疏远；江南没有归服，就亲身冒着飞失流石，抱定必胜的信念，降服以后，便像对待子女那样地爱护，推心置腹地把话说尽，为之作长远考虑。他的宏伟规制，博大襟怀，哪能与唐庄宗同日而语啊！《尚书》说：“不要偏袒不要结党，为王之道浩浩荡荡。”又说：“大国畏惧它的实力，小国怀念他的恩德。”周世宗可谓接近《尚书》上的话了。